第一编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大革命时期

 

第一章  20世纪初期漳县的社会现状

 

漳县位于定西市南部，地处黄土高原陇西地台和秦岭山地交汇过渡地带。境内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地貌独特，气候差异较大,自然条件严酷。自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始设县治以来，四易其名，五废六立。几千载悠悠岁月，无数次社会变革，漳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却依然十分缓慢。特别是近、现代，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双重统治和残酷压迫之下，政治黑暗，社会腐败，经济落后，文化封闭，时局动荡，匪患猖狂，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早在清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清政府以“裁汰冗员”为由，经陕甘 总督杨遇春奏请，将漳县第四次废县，降格为巩昌府直属乡，只设县丞，没有县令。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3年5月第五次恢复漳县建置，属兰山道。时民国政府在漳县设知县1名，管狱员、警佐、教育局长、县视学各1名。1921年前后，设立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田粮处、警察局、邮政局。基层政权组织沿 用清代四乡三里二屯（衣锦乡、永丰乡、新丰乡、近岩乡，成麻里、贵清里、 古占里，铁屯、烟屯）。1927年之前，国民党在漳县没有设立基层组织。

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漳县没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只有一些小手工业, 且规模很小，发展较慢。漳盐的生产是当时全县最大的手工业。“漳水潆洄润地，宝井裕国便民”，漳县因盐立县，因盐兴县。漳盐的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先秦以来，漳县人民就开始了盐业生产，晶莹雪白的漳盐，为历代中央政府的财政贡献着力量，也支撑着全县社会事业及民生所需。然而，这一时期，漳盐的生产和销售却比较萧条。1915年，民国政府设立了管理盐业生产的产盐局和抽取盐税的税局,废除了私人管理盐业的特权，后又改变规章, 颁布条例，65户灶户实行凭“字头”购买卤水的制度。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与黑暗，当时富户与官员争夺“字头”异常激烈，盐税加重，灶户不堪重负，且盐业的管理一片混乱，盐业生产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这一现象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漳县后，驻盐井镇的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派出干部做熬盐户（灶户）的工作，并大幅降低盐税，才恢复了盐业生产, 解决了当地群众和部队的食盐之需，稳定了社会秩序。工业方面除盐业外, 另有修配、翻砂、水烟、食品酿造、铁木家具制作及一些小手工业，但规模都较小，发展较缓慢。

红军的宣传手册

这一时期，漳县的商贸流通以漳盐交易为大宗商品，除在本县范围销售外，还远销定西、天水、白银、甘南、陇南等周边地区。其次漳县的名贵药材、皮毛山货等也被售往外地。其它物资如粮食、杂货、菜籽等，仅限于本地交易。当时漳县最大的集镇是盐井镇。盐井镇在先秦时期就设军政合一的县级建置 “盐川寨”，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漳县首次建县县治就在盐井。明清以来，盐井虽不是县治所在，但一直是全县经济文化的中心，市镇繁荣, 商贾云集，文化发达。清末民初，盐井镇虽失去了昔日的繁荣景象，却依然是漳县最大的物资集散地。此外，三岔、新寺、四族也是较大的集贸市场。豫西的货担、晋北的驼队、陕南的马帮都在漳县云集，兰州的水烟、靖远的瓷器、关中的土布、湖北的砖茶，甚至俄罗斯的呢绒，连同本地的商品都在几大集市交易。漳县人自古重农轻商，客商多为外地人，本地人做生意者十无二、三，有者则也是开一些小作坊、小饭馆之类。这一时期，全县共有商号42家。

漳县由于地处偏僻，二十世纪初，只有五条分别通往武山、临洮、渭源、陇西、岷县的骡马驮道，漳盐等本地物资及外地的商品都是经过这五条道路, 或人背或畜驮出入漳县。期间，全县只有一条邮政线路，仅为陇西经县城、三岔、大草滩到岷县，县内全长60公里，邮件初为人背，后为畜驮，逐日班，县内邮件由陇西送达。全县有县城、盐井、三岔、新寺、四族、柴家沟门（今三岔河南坡）、赵家庙7所义学，1所两等小学堂，由盐商每年支付200串文作为经费，后盐商拒付经费，义学停办。1912年，更定学制，将学堂改为学校，由乡绅筹款筹物，在县城、新寺、盐井、三岔原学堂基础上创办4所完全小学, 后又在县城、盐井、三岔、柯寨、四族、草滩、汪家庄等地设立7所初级小学，受教育者仅为少数官商富家子弟，且学校常因经费、师资、生源等影响，时办时停，故广大民众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十人九不识丁”医疗卫生条件极差，全县没有一所公立医院，广大农村严重缺医少药，人民群众深受病 痛之苦，“小病拖、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二十世纪初期，漳县人民的生活完全依赖农业生产。当时全县4万多人口只有3万多亩耕地，且土地高度集中，全县7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占总人口只有10%的封建统治阶级手中，而占总人口 90%的贫苦农民则只有不足 30%的土地，还多为贫瘠的山地或陡坡地，加之频繁的旱、涝、冰雹等自然灾害, 粮食年产量每亩只有几十斤，扣除繁重的苛捐杂税，广大劳动人民不管付出多大的艰辛和努力，也依然食不果腹，连年饥僅，生活常陷于窘迫与困顿之中。

 

第二章  五四运动对漳县人民产生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领土与主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强迫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会上，英、法、美、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拒绝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强迫中国将日本在大战期间强占的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权利益无条件让与日本。北京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红军使用过的大刀

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振臂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誓死争回青岛”“收回山东权利” “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并惩办北京政府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接着学生前往日本使馆抗议并游行，又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军警镇压。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援，形成 了全国的爱国热潮。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开展的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激起了中国人民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充分的准备，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漳县虽然地处祖国内陆腹地，远离北京，交通阻隔，信息闭塞，然而，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同样波及于偏远的漳县，对漳县青年的思想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受五四运动的启迪和影响，漳县人民的优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洪流，勇敢探求革命道路，展现了漳县人民的革命觉悟和优秀传统。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甘肃省第一中学上学的漳县盐井青年张雅韶，一面勤奋学习，一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2年7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民国大学中文系后，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成长进步，于1925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漳县籍第一位共产党员，也是定西市第二位、甘肃省第四位共产党员。盐井青年韩瑨，二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多有联系，深受其影响，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因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嫌疑，屡遭国民党通缉。

五四运动，促进了漳县民众思想的觉醒和解放，激发了创业的热情和干劲，也促进了全县社会公益事业的较快发展。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盐井名儒杨国祯毅然率先剪掉辫子，并奔走筹划，多方募款,立呈官方批准,与蔺育春、韩世英、朱联奎在盐井西凤寺旧书院的基础上创建了盐井小学。五四运动前后的几年间，漳县籍有志之士马中骥先生、进步青年张颖轩及邑绅李萌棻、成永祯、蒲廷瑞、贾静言、万中选、包廷佐、罗尚文、包灿、李增荣等积极兴办教育，倡导新文化运动，先后在县城、盐井、新寺、三岔、四族、草滩、 汪家河等地创办完小4所、初小7所、女子小学3所。广大青年学生自觉接受新思想，勤奋学习新知识，许多人成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骨干力量。这期间，全县新修和复修了大渠、头渠、二渠、白公渠、北渠、西川渠、东川渠、柯寨渠、三岔渠等10余条灌溉渠道，灌溉农田12000余亩。改革了邮政投递方法，裁撤了驿站，公文由邮政送达，设立了遮阳铺信柜和县城邮政代办所。同时，倡导新文化，传播新思想，表达爱国情怀的戏曲、秧歌、小段等广泛流传。

 

第三章    漳县籍早期共产党员张雅韶

 

张雅韶，原名张珏，又名玉符，甘肃省漳县盐井镇人，1901年生于小商人家庭。

漳县籍早期共产党员 张雅韶

张雅韶少年时在家乡上私塾，学习勤奋，成绩优异。1917年2月入兰州兴文社两等学校学习，同年秋考入甘肃省第一中学（兰州一中前身）补习班, 翌年2月考入正式班，1921年底在该校毕业，1922年7月考入北京民国大学中文系。在北京学习期间，他受大革命的启迪和激励，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他和胡廷珍（字玉芝，甘肃临 夏市人，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兰州特支书记）、赵文炳（甘肃省人，与胡廷珍同学）、李翰园等人一起战斗，接受了党的培养和教育。 1924年春由胡廷珍、赵文炳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由胡廷珍、张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小组长及北京西城、南城区干事，做区委工作，同北京地区刘北庄联系。1926年在民国大学毕业后，组织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政治科学习。1928年底，毕业后由莫斯科回国，指定在上海与组织接洽。当时，正值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党的机关常常遭到敌人破坏或被迫迁移。在指定的地点，他没有找到接头的人，又四处打听，亦无结果，他便与同他一起回国的一个天津工人前往北京。按他的想法，如果到北京再找不到党组织，他就去甘肃。因为一方面甘肃是自己的家乡，情况熟悉，地方偏僻，便于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在他赴苏联学习前, 胡廷珍已到甘肃工作，如能找到胡廷珍，也就能找到党的组织了。

到北京以后，他遇到了吴鸿宾（吴当时在北京从事革命工作）和尚在北京上学的同学李而治。他们告诉他，国民党的要员李世军和骆力学正在甘肃“清党”，胡廷珍的家被抄了，胡廷珍本人去向不明。吴、李还告诉他, 国民党正在通缉他，要他最好在北京少露面，以防不测。这样，他被迫躲在一般人很少去的位于北京南城的甘肃南馆内，改名张雅韶，混在一群回不了乡的甘肃人当中。

过了几天，李而治和吴鸿宾又告诉他，有一个从苏联回国不久的人，在北京的组织内工作，如能认识，就有希望接上头。当他们把那个人领来一见面, 原来是他在莫斯科时的同学肖长彬，比他早两个月到北京,已联系上党的组织。言谈中，肖愿做证明，先让他在北京参加工作。就这样，经肖证明，他在北京找到了组织，重新从事革命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他所在的组织在一次开会中被国民党警察冲散了，肖长彬从此不见了，吴鸿宾也再未来过。他感到形势险恶，在北京不能立足。当时李而治之兄正在河南原武县当县长，于是通过李而治介绍，他便到原武县暂时躲避。

当张雅韶在原武县躲避国民党追捕的时候，李翰园正在郑州一带为马鸿逵的教导团招收学员。李翰园是甘肃临夏市人，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任过黄埔军校教官，武汉政府时期做过工人纠察队的工作，武汉政府叛变后，以同乡关系投奔马鸿逵，任马鸿逵部参谋处长。李翰园为教导团招收的新生, 大多数是中学程度的进步青年，也有一些因组织遭到破坏，受国民党迫害的共产党员隐蔽在该团，形成组织。张雅韶得知李翰园正在仅与原武一河之隔的郑州，便写信要求他给以掩护。李翰园就把他安置在教导团内，任政治教官。在此期间，他“纯以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施教，学生思想进步甚大”。

1928年春，曾在甘肃发生以反冯玉祥为主旨的“马仲英事变”，一度影响到甘、宁、青一带，冯玉祥曾派吉鸿昌“追剿”。1929年在马仲英败于吉部后，蒋介石将马仲英及其弟马仲杰等调往南京，后又将其安置在马鸿逵部, 任十五路总参议。马仲英是临夏大河家（今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 治县）人，与李翰园是同乡，二人关系甚好。李见马年轻有为，其原率领的 军队虽被甘肃当局以成立“河西警备司令部”为名调驻张掖，但尚有实力，于是产生争取马仲英本人，继而争取、改造马仲英军队的打算。因此先给马仲英兄弟二人讲共产主义，鼓励他们逃赴河西，重振旧部，进军新疆，与苏联取得联系，打通国际路线。还把张雅韶和吴应祺（教导团军事教官，曾留学苏联，毕业于基辅军官大学，是隐蔽于该团的共产党员）介绍给马仲英。张雅韶任马仲英教导团教官、秘书长兼顾问，吴应祺任参谋长。到马仲英部 任职后，张雅韶与吴应祺积极开展工作，他们见马仲英思想进步,无不良嗜好, 就介绍马仲英兄弟加入青年团。

当时，国民党到处搜捕共产党员。教导团在安徽安庆、山东泰安等地驻防时,曾发生过逮捕共产党员的事。张雅韶他们的活动也使马鸿逵产生了怀疑, 他本人尚在被通缉之中，因此深感在马鸿逵部再不能继续下去了。此时，李翰园积极支持他们西行，于是在1930年春，当教导团移驻泰安时，张雅韶便 与吴应祺、马仲英及其弟马仲杰等，先后从泰安出发，取道京绥，经内蒙草原, 前往河西。

张雅韶一到张掖，便和吴应祺等人开始了争取、改造马仲英军队的工作。他们看到马仲英重握兵权后，极力扩充军队，招贤纳士，大事铺张，还设立了类似招贤馆的招待处，不问来历，无分中外，来者不拒，只追求人多势众,而未注意人的好坏，结果有些事被几个混进来的落魄政客把持。那些人把马仲英捧得“天下无敌”，说马仲英“比中国任何一个带兵的都强”“外国人 听到马仲英的名字都害怕”，企图博得信任，达到左右马仲英的目的。张雅韶和吴应祺利用他们分别担任马仲英部秘书长兼顾问和参谋长的有利条件, 积极开展工作，淘汰杂芜，整饬军纪，同落魄政客黄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改变了军队中原有的腐朽作风。他俩通过致通电、发传单、召开民众大会等形式，宣传进步主张，从而引起外界的注意。1931年春，天津《益世报》以头号标题刊出马仲英被“赤化”的消息，认为此举揭开了阳关古道的沉闷。张雅韶在给学员教政治课时，鼓励学员要充分认识参加起义的意义。他不止一次的对学员说：“革命成功了，你们就立了一大功”“不革命是没有出路的”。他也给马仲英讲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强调政治工作比军事更为重要。为此, 他也不止一次的同马仲英发生争执。马步芳得知马仲英被“赤化”的消息后以“讨赤”为名，发动了对马仲英的战争，马仲英被迫进入新疆。

1932年，由于杨虎城的帮助，马仲英取得国民党“新编三十六师”的番号，于是便整顿部属，成立师部，进驻酒泉。张雅韶被任命为总顾问兼秘书长, 吴应祺任参谋长，杨虎城派驻三十六师的杨波清（共产党员）任政训处主任，“靖远兵暴”后因杜立亭的关系来三十六师的共产党员耶逸民、李罕言、刘经甫、苏继善、李维屏以及葛霁云等人，分别在秘书、参谋两处任职。张雅韶便同这些共产党员一起，协助马仲英解除了两个到处滋事，不听指挥的团长“尿黑鹰” “枣验马”的武装，将部分旧士兵遣散出境，提出“振兴酒 泉” “建设酒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口号，征集当地农村子弟入伍, 把部队编为两个旅，交由马仲英的姐夫马虎山和弟弟马仲杰带领。通过一系列的工作，马仲英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了。

整顿结束后，张雅韶受马仲英之托，以马仲英的代表身份，分赴兰州、西安，向时任国民党绥靖主任邓宝珊、甘肃省主席邵力子以及西北军杨虎城 汇报三十六师改编情况。

1933年初，他从西安返回河西。这时，马仲英正积极准备进军新疆。当时,“新疆事变“发生，盛世才战胜金树仁取得新疆督办之权，在全疆境内一时称孤道寡，建立国号，天山南北陷于混乱。五月，马仲英打着解除新疆人民痛苦的旗号，二次进军新疆，随军的共产党员书写、张贴标语，积极开展宣传, 受到维吾尔族人民的欢迎。起初，马仲英进军顺利，后因爱弟马仲杰阵亡, 陷入苦闷和踌躇中。张雅韶和杨波清等人鼓励马仲英，争取尽快与苏联取得外交上的接触，获得国际援助。在他们的努力下，马仲英派惠达三同“朶黑鹰”去阿尔泰，与苏联领事馆接洽。

马仲英和他的幕僚及新疆省方，当时都希望实现和平，所以在马仲英部 队休整时，省方征得马仲英的同意，派吴霭晨（汉族）、赵国梁（回族）、胡赛音（维族）、满素尔（维族）、通宝（锡伯族）为代表，与马仲英谈判。期间，张雅韶陪同马仲英宴请盛世才派来的省方代表，同代表们参观了马仲英亲自组织的军事训练，并建议派杨波清和尹建威代表马仲英，随省方代表会见新疆省主席刘文龙及督办盛世才，具体洽谈和平条款。结果因马部旅团 长骄兵情绪所致，战事重开，杨波清等谈判代表被扣。接着盛世才在滋泥泉大败马仲英，马部逃赴吐鲁番后，再次提出和谈。1933年7月，张雅韶受马 仲英派遣，同姚治平、拜自力组成代表组，去迪化（今乌鲁木齐）谈判。这 次谈判又因种种原因没有达成协议，他和姚治平被扣，从此再未回到三十六师。

张雅韶争取改造马仲英军队的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但是由于他和许多共产党员的努力，马仲英的思想却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不断地向着革命的方面发展。1934年3月马仲英退入南疆后，消灭了由英帝国主义支持的企图搞民族分裂的沙比提大毛拉在喀什建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国”，及和田的曼素尔“回教国”。此时，马仲英也深感有进一步学习革命理论、提高思想觉悟 的必要，于是同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要求去苏联学习。苏联领事馆请示本国政府同意后，马仲英便话别旧部，带领葛霁云（张雅韶被扣后任总顾问兼秘书长）、蔡雪村（共产党员）等280多人，从伊尔克什坦边界进入苏联, 学习飞机驾驶。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进入甘肃，马仲英和苏联人准备迎接西路军入疆，因后来西路军兵败没有成功。同年，马仲英在苏联失踪。

张雅韶是作为马仲英的代表与盛世才谈判时被扣。他在盛世才的监狱里 三进三出，前后长达十余年。1934年9月，盛世才曾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 对他说马仲英已去苏联，自己也取亲苏路线，要他给他的军官学校教政治课, “把他的学生造成共产主义者”。于是把张雅韶安置在宪井的军官学校里。这时, 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着有益于人民的事业。

此后，新疆政治管理局审查曾在马仲英部任过职的大西中（日本人，化名于华亭）时，张雅韶又被怀疑而遭到关押。其实，他与大西中素无关系，仅共同在三十六师任过职而已，被关押后又得到审理此案的负责政治管理局的“联共”党员王立祥（此人留苏多年，返苏后任立陶宛共和国内政部长） 和万献庭的谅解，被释放出来。出狱后，他继续在军官学校教政治课，也在王立祥任校长的新疆学院教政治经济学，还兼任粮服处总稽核、社会处科长等职。

盛世才为了排除异己，于1937年借口有人“阴谋暴动“逮捕了除主席李营及其岳丈邱宗濬以外的厅长、委员等490多人,张雅韶也被又一次投进监狱。1945年吴忠信任新疆省主席后，为尽快“取信于民“，把盛世才关押的这部分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出狱后，张雅韶因曾在新疆学院时的学生蔡宗贤（蔡当时为新疆教育厅副厅长）的关系，任新疆第一中学校长，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5月，他携家离新，回到阔别30多年的家乡。

1950年2月，漳县人民政府安排他任漳县中学校长（时隔不长由岷县专 署任命为漳县教育科长，但未任职）。不久，又由当时兰州市长吴鸿宾介绍，任兰州大学副教授，教政治课、历史课。1958年，他又由兰州大学调任张掖师范学院副教授。1959年11月中旬，病逝于兰州中医医院，时年58岁。

张雅韶是漳县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青年时期，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在白色恐怖下为革命奔走，特别是致力于争取、改造马仲英军队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可惜正当“而立”之年，他被盛世才三次关押十余年，消磨了他的青春年华。解放后，他在教育战线上努力工作, 为教育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张雅韶不仅是一个革命战士，而且是一个学者。他一生曲折坎坷的经历使他掌握着西北近代史上极为复杂混乱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人要再找一个是不容易的。虽然，他在漳县从事革命活动及工作的时间很短，但他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

 

第二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四章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长征经过漳县

 

1935年9月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7000 余将士长征进入甘肃境内，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后，于9月18、19、20日相继到达哈达铺休整。22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团以上干部会上正式宣布将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下辖三个纵队。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兼）、政委聂荣臻；二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后彭雪枫），政委李富春；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兼），政委邓发。同时，毛泽东还宣布部队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发。

陕甘支队在哈达铺休整期间，蒋介石为了堵击红军继续北上，重新调集国民党王均部（第三军）第七师、第十二师两个师，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第八师、第二十四师两个师，东北军第一一三师、第一一四师、第一一八师三个师，共七个师的兵力二三十万人布防于陇西、武山、甘谷、天水、礼县、徽县一线及通渭至岷县中间地带，形成所谓的渭河防线，企图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消灭在渭河南岸。

面对严峻形势，为突破国民党军渭河防线，实现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计划，中共中央决定采取调虎离山、声东击西战术，佯攻天水，调动敌人，突破渭河封锁线。9月23 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向东北天水方向前进。当日晚，部队在岷县闾井镇一带宿营，并派一支部队东出，摆出攻打天水的态势，以调动国民党军队向该地区集中。国民党军队果然信以为真，王均错误地判断红军要攻占天水，威逼西安，遂将主力迅速集结在天水、甘谷交界的新阳镇凤凰山一带和关子镇关子梁一带，只留少数兵力驻守于武山广武坡车家川一带，致使武山、漳县之间国民党军队防守兵力空虚。

24日清晨，陕甘支队从闾井镇出发，突然改变行军路线，改向西北方向前进。沿岷县红崖、漳县东泉黄家河、韩家川及草滩一线，向漳县新寺前进。行军时，司令部命令部队急行军，务必于天黑前赶到新寺宿营。但行军途中遭国民党军队机轰炸骚扰，耽误了行军时间，到天黑只走了一半路程。晚上，部队踏上草滩香桥梁后，天空顷刻又是电闪雷鸣，狂风怒号，浓云密布，大雨滂沱。夜黑如墨，雨大路滑，给部队行军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然而，英勇的红军战士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冒着大雨，踩着泥泞，沿着崎岖的山路艰难行军130里，于深夜到达漳县新寺镇。陕甘支队到新寺后，前锋第一纵队宿营于杨家沟门，后卫第二纵队宿营于三宏村，中央直属纵队（第三纵队） 宿营于中心村；毛泽东住宿于中心村木厂里商人包生彦的店铺里。夜晩，毛泽东与包生彦的店员李娃儿亲切交谈。李娃儿起初是颤颤惊惊，当听到毛泽东说红军是穷苦人民的队伍时，勇敢地提出了参加红军的愿望，毛泽东答应了李娃儿的请求，李娃儿跟随毛泽东，走上了崭新的人生之路。25日拂晓，陕甘支队离开新寺进入武山，经苗家庄、杨家坪、王家门、付家门，晚宿营于丁家门一带，此时，鸳鸯镇和附近支锅石峡碉堡内两个连的国民党军队守军已撤走。26日清晨，陕甘支队沿榜沙河北进，越过支锅石峡、过鸳鸯镇到达渭河边，随即分三路渡河。渡过渭河后部队上了北山，当晚宿营于费家山和水家沟一带。国民党精心设置的渭河防线被红军巧妙地突破了。而此时，国民党远在百里之外的电台正在发布新的指令：“红军主力仍然在岷县以南的哈达铺一带游动，有向西和、礼县进扰之模样，各线做好战前准备，决不让红军占领天水。”为使天水不被红军占领，胡宗南部全力向西和、礼县一带推进。

就在陕甘支队抢渡渭河之际，蒋介石还在西安自鸣得意，成立了西北“剿共”总指挥部并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领陕、甘、宁、青4省国民党军队进行“剿共”作战。陕甘支队巧渡渭河突破封锁线后，蒋介石连续部署了平（凉）固（原）段封锁线和西（安）兰（州）公路静（宁）会（宁）段封锁线，企图阻截陕甘支队。同时，蒋介石亲自给毛炳文发电，要其确保静、会，歼灭共军。

陕甘支队渡过渭河到费家山、水家沟一带后，武山、漳县两翼的国民党军队才得知消息，急忙追赶过来，试图夹击红军。枪声响起时，毛泽东判断这不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对彭德怀说，派两个连出击一下，吓吓他们。果然, 红军出击后，国民党军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27日，陕甘支队沿陇西、武山交界，向通渭方向前进，直抵通渭榜罗镇。

第五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在漳县

 

第一节   红四方面军长征进入漳县

 

1936年8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进入甘肃境内，9日，先遣部队中央纵队红三十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分路向岷县方向攻击前进，并对岷县县城实施围攻。在红军进入岷县、围攻岷县城时，国民党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奉命由陇西经漳县三岔、大草滩（时属岷县）驰援岷县城。8月14 日、15 日,红三十军先后派出小股部队，沿岷县梅川、大草滩一线侦察前进。17日，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率红八十八师经梅川翻越木寨岭，开往大草滩一带阻击国民党援军。红军在大草滩、遮阳铺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击毙连 长及以下100余人，占领了酒店至大草滩一线各村庄，并深入北沟寺一带。

8月18 日, 一纵队红九军到达岷县，接替红三十军围攻岷县县城之任务, 红三十军八十九师遂从岷县县城撤围，经梅川、文斗向漳县开进。19日（农历七月初三），红八十九师在李先念（红三十军政委）率领下，进入漳县四族乡草川坪地区后，分路占领了漳县的部分村镇。

19日凌晨，红八十九师先头部队经草川坪沿霞布沟逼近四族。先期赶到四族阻击红军的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交通司令马锡武部骑兵第一团王富德团一个营正在酣睡，当街北山头上站岗的哨兵发现晨曦中影影绰绰的红军部队后，鸣枪发出信号，住在四族大地主李唯嶽家的国民党骑兵营长，急忙提枪 强逼士兵抵抗。慌乱中的骑兵还未及备好马鞍，红军已进入街道。一经交锋, 国民党军队就丢盔弃甲，狼狈不堪，纷纷爬上马背，向县城和盐井方向逃命。

上午10时左右，败逃的国民党骑兵到达盐井镇，强迫群众喂马和准备干粮，声言吃了饭继续阻击红军。群众得知红军即将到来，蜂涌进入堡寨，在堡寨里应付国民党军队的强迫索要。

中午前后，红军先头部队翻越殷家山，从黄家山下山后，对盐井镇和盐井堡寨形成包围。正准备阻击红军的国民党骑兵，看到盐井的制高点牛头山已被红军占领，便骑上马,慌乱放了几枪，涉过正值涨水期的漳河，向西逃跑了。红军对堡寨里的和没来及进堡寨的群众，讲解了政策，群众很快就敢与红军接触，并把已准备好的干粮和牲口草料送给了红军。红军占领了盐井镇。

盐井镇在漳河南岸，与县城距离不及五华里，盘踞在县城北面山上的国民党毛炳文军队严重地威胁着红军。为了消灭敌人和尽快在漳县一带打开局面，红军立即组织抢渡漳河。

漳河是渭河上游的一大支流，平时虽然水量并不大，很容易涉过，但是每到秋天雨季，河水暴涨，阻断南北交通。红军来到的前几天，接连下了几场暴雨，河水特别大，红军到达漳县时，适遇洪峰。为争取战机，红军从群众家里借来木板、木柜等物搭浮桥。北山上的国民党毛炳文部以密集的火力阻击，红军在机枪的掩护下，冒着巨大的牺牲，搭上浮桥，渡过漳河，分路向县城及漳河北岸以西的各村庄进军。

红军到达漳县前夕，国民党漳县政府的一部分官吏就带着家眷和细软逃走了。县长高玉蒙带着警察和民团，挟居民守城，企图依赖北山毛炳文军之势顽抗。当时，漳县城不足一平方里之地,本来不堪一击,但因守城者多系居民，良莠混杂，红军担心伤害群众，未用强攻，而是先围城，待机而攻。入夜，有未能来得及进城的人放置的油驮子和柴草，尚在西城门附近，红军战士便柴上泼油，火烧西门。看到西城门起火，警察和民团惊慌失措，弃城逃跑。高玉蒙即指派教育局长蔡荣泽代行县长之权，自己带了几名警察，换上便衣, 从南门开出的一条窄缝里趁黑夜逃跑了。午夜时分，红军顺利地占领了漳县城。

从草川坪一带进入漳县的红八十九师另一部经三牌翻山，出狼窝沟占领 了三岔镇。当红军刚出狼窝沟时，驻三岔大山和窟洞道碉堡上的国民党军队虽用火力阻击，但是在红军渡过漳河组织攻击时，立即溃败，丢下许多辎重, 纷纷向陇西方向逃命。红军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很快占领了三岔镇。

由军长程世才率领的红八十八师将毛炳文驰援岷县城之国民党军队击溃后，于21日从酒店、大草滩一带，沿甘川公路向东延伸，挺进陇西。同日，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一部经岷县蒲麻一带进入漳县境内，通过草滩乡，抵新寺镇附近，于23日前往武山县。期间，另有红四军、五军、九军部分部队也进入漳县，或驻扎漳县，或向陇西、渭源、会川及武山方向前进。

至此，红军各路深入并占领了漳县全境。红四方面军进入漳县后，为了便于指挥，前敌指挥部进驻盐井镇王家大院（王宪旧宅），总指挥徐向前住盐井镇东北二里许（县城和盐井镇之间）的陈家庄。9月30日起，四方面军驻漳县部队遵照总部命令，陆续撤离驻地北上，向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前进。10月5日，红军全部撤离漳县。

10月9日至23 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静（宁）、会（宁）等地区大会师，宣告历时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

 

第二节   红四方面军在漳县休整期间进行的主要活动

 

一、宣传抗日思想，严格执行纪律

红军进驻漳县各地以后，首先针对群众深受兵、匪之祸而害怕红军和见了红军就逃躲的现实，深入群众耐心进行宣传劝导，给群众说明红军和穷苦老百姓是一家，是为穷人而战的，红军长征的目的是北上抗日。在宣传中，红军的各级政工干部和宣传人员，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特别是红军女战士，深入到农户家中、打麦场上，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党的政策。在城关、盐井地区负责做群众工作的一位女红军，因负责妇女部工作，群众亲切地称她“女部长”。她对人热情，态度和蔼，至今仍被群众提及。

红军宣传队通常采用口头宣讲、教唱歌曲、巡回演出文娱节目以及书写鲜艳醒目、通俗易懂的标语等方式进行宣传。在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盐井镇，宣传队经常利用盐神庙的现成戏台，为红军战士和盐井群众演出文艺节目。凡有小戏台的村镇，红军宣传队都不止一次地作过宣传演出。在四族、三岔、新寺、大草滩等较大的集镇，红军战士利用赶集日人多的机会进行宣传，使更多的群众思想上受到了教育和启发。

当时，红军书写的标语是“反蒋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三省”“打倒毛炳文”“活捉鲁大昌”“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演出的戏剧主要是活捉日本鬼子、打倒蒋介石的内容；教唱的歌曲是军民团结打日本的内容，如“弟兄们，弟兄们，你们不打我，我们不打你，咱们都是一家人；旋你们，旋我们，团结起来打日本，打敌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在开展宣传的同时，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实际行动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当时，尽管红军战士因张国春分裂路线所致，在雪山、草地上折腾了几个来回，身体羸弱，衣着斑驳，但他们进村后，宁可露宿街头, 也不入民宅，不打扰群众，不给群众增添“麻烦”，特别是没有男人的住户，他们绝不进去住。他们向群众借用部队休整必需的粮食、炊具等物时，都要征得主人的同意，然后慎重地写出借条，办了借用手续后才拿去使用。凡是损坏的东西，都照价予以赔偿。红军战士还经常为群众做一些如挑水、劈柴、 打扫卫生等家务活，增进了群众对红军的了解和信任。

群众亲身见证了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待群众如亲人的实际行动后, 对红军有了全新的认识。躲出去的群众很快都回家了，关闭的店铺，也开门做生意了，群众还主动为战士送去粮食等急需生活用品,腾出房子让战士们住, 全县到处都是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新景象。

二、建立地方临时革命政权和群众武装

红四方面军在漳县休整期间，正值红二、四方面军实施岷洮西固战役和成徽两康战役，开辟甘南和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关键时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红四方面军以岷县为中心，开展建党建政和建立地方武装的工作。随即成立了由傅钟任书记的中共甘肃省工委，由何长工任 主席的甘肃省苏维埃政府和以王维舟任总指挥的甘肃省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 并在红军新占地区成立了县、区级临时革命政权。

8月19日夜，红军攻克漳县城以后，国民党漳县政府的大小官员挟持不明真相的群众逃离县城，地痞流氓趁机浑水摸鱼，制造混乱。城内的社会秩序不仅影响着群众的生活，也影响着军民关系。为此，红四方面军政治部 遵照西北局指示，迅速成立了由红军干部张崇仁任书记的中共漳县县委、由红军干部李中一任部长的少共漳县县委和以红军女干部（姓名无处考证）任部长的妇女部。在县委领导下，贫苦农民砸毁国民党漳县政府的牌子，于22 日挂上“漳县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成立了漳县苏维埃政府。红军委派本地人贾耀昌（人称贾醋客）担任县长，赵维瑞任秘书，韦杰珍、杨世林（杨六十一）等任委员。随后，相继成立了以刘文灿为主席、文金平为副主席，冯老二、朱万福、颉应生、蔺有生为委员的盐井农民协会；以马兹娃为主席、苟乡有为副主席、汪元甲为委员的三岔农民协会；以赵珍为主席的新寺农民 协会和以史步堂为主席、李增荣为副主席、李方开为交通部长、李麦牛河为宣传部长、马大科为民运部长的贵清农民协会。还有当时属岷县辖区的大草滩也成立了以王铁城、张善人分别为正副主席的农民协会。在此期间，不少的村也都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在城关、盐井和新寺地区分别成立了以杨世林为营长、解老三为副营长的“漳县红军武装青年营”和以方海娃为司令、杜伯臣为副司令的“漳县抗日游击队”（后叛变，被红军剿灭）两支地方武装。

漳县是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建立临时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机构最多、最全的县份之一。革命政权和群众武装建立后，积极领导群众进行打富济贫、镇压土豪恶霸、宣传抗日主张，为红军筹粮筹款以及恢复生产、扩红等活动，使长期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漳县人民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求得彻底翻身和解放的深刻道理，坚定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信念和决心。

国民党代理县长蔡荣泽，在红军攻克漳县城后逃往裴家窑躲避。得知情况后，武装青年营的战士将其抓获，送交前敌指挥部处理。红军撤离漳县时,将蔡枪毙于岷县桌儿坪。

金钟、大草滩等高寒阴湿地区，红军到来时夏季作物尚未成熟，正值青黄不接之时，一般农户无粮可筹，红军补给有困难。在此情况下，各农民协会出面召集各地比较开明的富户，先给他们讲了红军的政策，说明红军借粮、借款的目的，许多富户为红军筹集了所需粮款,使红军的给养得到了及时补充。苏维埃政府还经办和审理了因部分群众逃避红军时地痞流氓趁机大发横财、抢劫群众的案件，打击了坏人的嚣张气焰，保护了群众的财产安全，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积极组织群众发展生产

红军击溃国民党毛炳文部以后，消除了国民党军队对红军部队及沿川群众的威胁，漳县川区恢复了平静，于是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首先组织和动员熬盐工人恢复盐业生产。

盐井镇人自秦汉以来就以汲取井中盐水，熬制食盐而著称，是为漳县和周围各县提供食盐的地方，盐税是当时漳县的重要经济来源，恢复和发展盐业生产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和红军的休整至关重要。

8月22日，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的干部把100余名熬盐工人招集起来，给大家讲解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鼓励大家安心生产，继续熬盐，以保证军民生活需要，稳定市场。为使盐业生产不致发生混乱，红军还接管了盐务局，指定朱焕章为盐务局局长，赵二等人为委员，规定了比较合理的收税标准。原来每一轮盐水的盐税是两个大洋，红军规定只收20斤成品盐。当时20斤成品盐的价值不过四五角钱。盐税减轻后，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盐业生产得到发展，保证了漳县及周边邻县群众日常生活和部队休整所需食盐，也增加了熬盐工人的收入。

红军进入漳县时,正值初秋,虽然川区的夏收已经结束，正进入打碾阶段,但是半山区和深山区正处在夏收或准备夏收阶段。红军在漳县一带休整的时候，边休整边帮助群众收割、打碾。人少地多的山区，往年收割庄稼颇费时间, 这年由于红军的帮助，不少地方提前完成了夏收任务，减少了粮食发霉腐烂等损失。

红军特别保护关门停业的商号、店铺。一面派战士站岗保护，一面派出人员寻找店主，给他们讲解政策，鼓励他们继续开店营业。红军还对县城内趁群众逃躲时抢了群众的东西，反而诬陷红军抢群众财物的王耀功判处极刑, 枪毙于西城门外；对平时作恶多端的劣绅“张三毛鬼”（名字无从考证）和吴勾驴在盐井处以极刑。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社会秩序很快恢复了稳定，县城及盐井、三岔、贵清、新寺等各大集镇的店铺，都先后开门营业，市场交易日趋正常, 群众的生产、生活基本未受到影响。

第三节   红四方面军在漳县进行的战斗

一、大草滩阻击国民党援军

1936年8月9日，红四方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分路进入岷县，并对岷县县城实施围攻。在红军大兵压境之下，驻岷县的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新编十四师师长鲁大昌急电蒋介石、张学良、朱绍良，请求增援。为增援岷城守军鲁大昌及堵击红军北上，国民党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奉命在陇西至岷县地带的菜子、四店梁、三岔、殖虎桥、石关、大草滩、酒店、木寨岭一线，设重兵布防。

13日，毛炳文命李英第二十四师彭戢光七十旅进驻三岔、东扎口、着（遮）阳铺一线构筑工事，并派员与岷县鲁大昌部联络。14日,国民党军八师师长陶峙岳率所属曾致远二十四旅（缺四十六团）及四十五团从陇西出发，经三岔、 殪虎桥、大草滩向梅川、中寨集结，伺机增援岷县城。至19 日,国民党军队兵力部署为：第八师二十四旅（缺四十六团）集结于着（遮）阳铺、大草滩一带。第二十四师七十旅彭戢光率主力驻扎三岔，另一部进驻东扎口，协同第八师二十四旅向大草滩红军攻击。第八师四十五团一部驻石关，与驻三岔部队联络；主力进至东扎口、菜子川之间地区与二十四旅及七十旅联络。第八师师部驻东扎口监督作战。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鉴于毛炳文派重兵增援鲁大昌、堵击红军北上的实际情况，于8月14日、15日先后派出小股部队，沿梅川、大草滩一线侦察前进。根据侦察到的国民党军队兵力部署情况，又于17日由军长程世才率八十八师深入到木寨岭、酒店、大草滩及北沟寺等地，阻击国民党军队援军。据国民党《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在川甘等地追堵北上抗日红军诸役战斗详报》（一九三六年八月至十月）中，在记述漳县附近及着（遮）阳铺东扎口三岔诸役时有如下记载：“十五日晨，据报梅川镇、大草滩一带昨今两日到匪数百， 有无后续部队尚未探明，但匪企图截援是其惯技。……迄十八日据各方报告，北沟寺有匪二三百，大草滩有匪约一团，酒店子有匪千余，木寨岭亦有匪盘踞”。红八十八师集结于大草滩一线后，军长程世才及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三等立即研究阻击方案，合理部署兵力，动员全体将士构筑工事，做好临战准备，一定要将增援岷城之国民党军队阻击于大草滩一带，不能让其翻越木寨岭。

18日上午9时许，红军在着（遮）阳铺附近与国民党军队二十四师一三九团前哨部队接触交火，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使他们初次尝到红军的厉害。19日午后1时许，红军在着（遮）阳铺正面合家峡与国民党主力第八师二十四旅展开激战。战斗中，红军战士灵活机动，迅速抢占合家峡两侧高地，集中全部火力，向国民党军队猛烈射击。国民党军队凭借优势装备及充足的给养，拼命抵抗。交战双方，你进我退，交替往复，彼此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直激战至黄昏。在着（遮）阳铺战斗进行的同时，大草滩、酒店一带的红军战士也对当面之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阻击。此时，经岷县梅川、文斗进入漳县的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已在四族、盐井彻底击溃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一个骑兵营，并包围了漳县城。正与红八十八师激战的国民党军队闻讯后, 立刻军心浮动，士气涣散，战斗力锐减，而红军战士则精神更加振奋，斗志更加昂扬，一举夺取国民党军队阵地。国民党军队纷纷丢盔弃甲，抱头鼠窜, 慌乱撤出战斗。尔后，溃败的国民党增援部队奉命向东扎口、三岔一线回撤。这次战斗，红军击毙国民党军队连长及以下士兵100多人，击伤数十人，有力地阻击了国民党军队向岷县的增援，也为红军在漳县休整奠定了基础。

二、四族镇击溃骑兵营

1936年8月18日下午，为阻止红军进入漳县，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交通司令马锡武部骑兵第一团一个营在团长王富德率领下，从漳县县城赶往四族镇。到四族后，与乡公所人员一道，四处煽风造谣，蛊惑群众，说：“共匪红军要来了，红军来了要杀人放火，老百姓就没命了。”在他们的反动宣传和恐吓下，全镇老百姓都人心惶惶，不明真相的群众都跑到山上的堡子里去了。当晚，国民党骑兵肆意祸害百姓，放马吃群众的庄稼，大肆抢掠群众的财物，整个四族镇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19日清晨，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从四族草川坪进入漳县后，一部向北经三牌翻山出狼窝沟占领了三岔镇。主力部队经大爷庙沿霞布沟逼近四族镇。进到离四族镇五华里的代家沟门后，又兵分三路，一路沿川前进，两路抄山路抢占四族镇南北两面山头。在当街北山头上放哨的国民党军队哨兵发现从大爷庙方向而来的红军后，便开枪鸣警。听到红军到来，瞎折腾了一宿的国民党骑兵顿时乱作一团，人喊马嘶，人挤马，马踏人，人马相拥，有些士兵当场被马踏倒；当官的更是六神无主，惊魂不定。慌乱中，仓促集合队伍，用枪逼着士兵与红军交火。

霎时间，枪声响彻整个四族镇，红军已占领了全镇各个街道及南北山头, 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国民党骑兵看见红军越来越多，越战越勇，抵抗了一阵便丢弃阵地，骑上没有备鞍的马，赤骑向漳县城方向拼命而逃。动作迟缓的骑兵还没有抓到马缰绳便一命呜呼了，没被击毙的则乖乖地当了红军的俘虏。

狼狈溃逃的国民党骑兵没命地向县城方向逃窜，红军战士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中午时分，国民党骑兵经阴家山、黄家山，到了盐井镇。他们刚从猫儿咀逃窜下来，紧接着红军便尾追而至。当红军追击的枪声在猫儿咀再次响起时，丧魂落魄的国民党骑兵，不敢在盐井镇停留一刻，仓惶逃命。当时正值秋季暴雨时节，漳河水猛涨，且漳河上只有一座木便桥。溃逃中，只有少数士兵弃马蜂涌挤上了便桥。过了便桥的国民党骑兵怕红军追上，又拆掉了便桥。大多数没有上桥的士兵不顾漳河水深浪急，像下水饺一样，纷纷跳进漳河，涉水而逃。涉入漳河的骑兵有的被湍急的河水冲走吞噬，有的垂着马尾巴侥幸逃生。涉过漳河后，溃不成军的国民党骑兵马不停蹄地继续向西逃窜了。

红军战士击溃国民党军队骑兵后，向盐井镇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做攻克漳县城的准备工作。

三、巧施计攻克漳县城

1936年8月19日下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在四族、盐井击溃国民党骑兵营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红八十九师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连夜攻克漳县县城，为大部队在漳县休整和继续北上扫清障碍。

从黎明至下午，红八十九师指战员已经急行军100多里，且几乎与国民党军队激战了一整天，大家都已精疲力尽，急需休息补充体力。然而，当听到指挥部的命令时，他们顾不得休息，立即抢渡漳河，向漳县城进军。红军到达漳县前，恰巧连续下了十几天的大暴雨，河水猛涨，漳河上唯一的一座木便桥也被国民党军队拆掉了；加之国民党军队不断从对岸山上用重火力阻击，渡河十分困难。然而，英勇的红军战士不怕河水凶猛和国民党军队重火力的阻击，硬是在机枪掩护下，手挽手地在水中用身体搭起浮桥，抢渡过了波涛汹涌的漳河。红军渡过漳河后，主力部队迅速向县城逼近，并包围了县城。一部分红军占领了漳河北岸以西的汪家庄、裴家庄、墩底下、杜家庄、韩家庄等村庄。

为阻击红军北上，早在红军进入漳县之前，国民党毛炳文部就把重兵部署于漳县县城北山一线，县城内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布防。

为了加强城防，国民党县政府在城内没有来得及驻防军队的情况下，只得调集所有警察、民团，并强迫老百姓上城守卫。他们在群众中恶毒散布反共言论，造谣说：“不能让红军进城，红军攻开城，要杀人放火，连老人小孩都不放过，见啥抢啥；一定要与城池共存亡。“深受反动宣传影响的老百姓, 不明是非，迫不得已上城死守。

县长高玉蒙和警长王克稼、教育局长蔡荣泽（又名华山）曾秘密商量派人向驻守北山的毛炳文三十七军陶峙岳第八师二十四旅副旅长朱某（名字无从考证）求援。朱副旅长便命令漳县警察与民团死守，并说：“红军没有什么了不起，待日定将共匪消灭在漳县城下”。

就这样，县城内只有警察与民团坚守。红军要马上出击攻城，但看到守城的大部分是老百姓，强攻必伤群众，因此，便没有立即向城上开火。于是红军宣传人员向城里喊话，宣传红军长征途经漳县的目的和红军是革命的队伍，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土匪军队”。“我们是北上抗日的人民军队, 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阻挠我们抗日的卖国贼蒋介石”。“我们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们都是穷人，穷人不打穷人”。“进城后我们确保你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 。

宣传起了作用，城上枪声稀落下来，百姓们纷纷议论“红军不像过去的土匪军队，估计是干大事的。”这时有人提议与红军谈判，暂不要开火。但是国民党警察强令群众抵抗，并当众鞭打不积极守城的群众，杀气腾腾地说：“如果谁不打红军，马上就地处决！只要坚持守卫，我们的大军一到共匪就会自己撤去……”

城上又开始向红军射击、投石头，子弹从红军战士头上飞过。盘踞在县城北面泰山庙与前头页碉堡里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断向红军扫射。

夜幕降临后，红三十军指挥部根据战斗形势，分析研究认为，硬攻城只能使受骗的群众吃苦头，只有乘黑夜想办法智取，才是比较妥帖的办法。于是派出几十名机智勇敢的红军战士，在机枪掩护下，用木梯向城上攀登，但因国民党警察的顽抗许多战士牺牲了，而且国民党警察把几名登上城墙的战士抓起来，押进了牢房。后来，红军战士发现西城门外有柴堆与清油桶（进城的群众没有来及带进城的）。就冲到城门下面，把清油浇到柴堆上点燃了城门。

午夜11点钟左右，漳县城西门被攻克了。城墙上的国民党警察见西城门已被攻开,红军像潮水般地冲进县城。他们便换上从老百姓身上抢来的衣服,混在群众中从南门向外逃跑，来不及逃走的举手当了俘虏。国民党县长高玉蒙等官员也乘机溜掉了。红军战士很快占领了县城，打开牢房救出被押的红军战士与受苦群众。这次战斗，缴获国民党军队长枪70余支、子弹几千发、手榴弹10多箱。

国民党官吏和军队溃逃，致使城内一片混乱，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纷纷外逃。红军战士们看到混乱中很容易出问题，就劝群众不要跑，说：“老乡们，不要跑了，红军不打老百姓，我们是穷人的队伍，不要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当。” 红军战士还扶起被挤倒的老年人。有些群众见红军进城后不像国民党政府宣传的杀人放火，而是扶老携幼，于是也就不再跑了。

占领县城后，红军大部队立即撤到城外，只留少部分驻进县城，维持秩序。红军严守革命纪律，不私闯民宅，不乱拿东西，没有主人的院内不住，而住进旧机关和庙宇里面。

20日清晨，鲜艳的红旗在城楼上飘扬，而国民党军毛炳文部却龟缩在山头上的碉堡内，时而打几枪，可是没有一个敢下山来夺城的。

四、漳陇线实施阵地战

红四方面军实施岷沸西战役之际，驻守陇西的国民党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亦调兵遣将，在陇西西南相连漳县西北连绵20余里的山梁上布阵设防。1936年8月13日，陶峙岳第八师的4个团，李英第二十四师彭戢光七十旅到达漳县三岔、东扎口一线，二十四师一四四团并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交通司令马锡武部骑兵第一团两个骑兵连到达陇西四店梁、药铺山一线构筑工事，以图堵击红军，并伺机增援鲁大昌部扼守岷县城。敌人还在妖魔池、乱窑、二沟梁、赵家堡子、大咀、兔儿西梁、包家山等山头都设立了观察哨，并给每个哨位配备一挺机枪，严密观察和监视着红军的行动。

19 日,红三十军攻克漳县城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集结兵力，向驻守漳陇防线的国民党军队全线出击，突破国民党重兵布防的漳陇防线，为部队北上打开通道。国民党军队凭借重兵和险要地形决意要把红军消灭在漳县境内。20日下午，国民党军队重新下达兵力部署命令：陶峙岳第八师一部及李英二十四师彭戢光七十旅主力仍扼守三岔、东扎口一线；二十四师一四四团团长刘佐棠率一营在菜子河、四店梁布防，团副仲苏率两个连在药铺山布防。由大草滩阻击红军溃败后撤回的第八师二十四旅附师卫生队经康家湾向漳县 前进，在县城以北旗山头及县城西侧红沟布防；二十四师七十旅两个连附团卫生队及骑兵连经四崖头、方家沟、朱家庄向县城搜索前进。第七十旅（缺 一营）驻三岔东扎口原驻地，监视四族及岷县方向红军动向；第四十五团为总预备队，跟随二十四旅前进。同日，驻裴家庄、墩底下、韩家庄的红军部队对各山头的敌人岗哨进行了清除，为总攻做了充分的准备。21日夜，总部命令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率先向四店梁发起主攻。倾刻间，整个山梁上炮火连天，弹光闪闪，烈焰滚滚，喊杀声震耳欲聋，战斗异常激烈。防守的国民党二十四师一四四团一营营长黄镇被红军猛烈的攻势吓得变颜失色, 临阵脱逃。很快，红二六四团突破了国民党军队前沿防线。接着，红三十一军一部、红九军一部分别从药铺山、妖魔池发动攻势，合围四店梁，国民党军队拼命抵抗。战至22日凌晨时分，四店梁中心阵地终被红军占领。与此同时，红军一部出何家门向驻东扎口的国民党二十四师七十旅一三九团发起攻击，激战3小时，国民党军队遭受重创。

22日凌晨2时许，红八十九师主力及红三十一军、红九军一部分别从四店梁、县城北山及沿川地区向三岔逼近，红八十八师主力在漳岷要道殖虎桥一带，摆出断敌退路的样子，对三岔国民党军队形成包围态势。面对如此情形，全权指挥这次战斗的国民党第八师师长陶峙岳顾头难顾尾，情急之下一面令四十五团团长徐傅授率一个营控制三岔至殖虎桥的局面，一面令东扎口的一三九团紧急回防三岔。红军一鼓作气，乘势而上，分东西两路向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激战一天一夜，至23日天明红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三岔中心阵地。红军冲上敌阵时，只见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防御工事已在弹火中夷为平地，士兵尸野横陈。国民党军队二十四旅副旅长朱某及四十八团代团长唐占鳌相继中弹毙命。

全线布防，全线失守。正当陶峙岳为保住面子组织反攻时，天空浓雾突起, 陶峙岳借梯下楼，草草撤兵，带残部沿四店子、菜子河撤回陇西。彭戢光等闻讯也和拆掉当地群众门板抬着朱副旅长尸体的残兵沿烟坡、马庙、汪家衙向陇西溃逃。红三十军乘胜追歼，一直打过菜子河。

这次战斗，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2000余人，成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重兵设防的漳陇防线，为部队北上打开了通道。战后，国民党军一四四团一营营长黄镇被革职查办。

 

第四节    中共中央西北局盐井会议

 

一、西北局盐井会议召开的背景

1936年7月1日，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四川甘孜实现了胜利会师。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为便于红二、四方面军的统一指挥，中共中央于7月27日批准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肖克、王震等20人为委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8月5日，西北局根据中革军委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州的指示，发布了《岷（州）、洮（州）、

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乘国民党军队主力尚未集中岷（州）、 洮（州）、西（固）之前，以红二、四方面军先机夺取岷州、洮州和西固地区，为继续北上开辟通道。随即，红二、四方面军组成三个纵队实施这一战役计划。具体是由红四方面军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第一纵队，攻战岷州（岷县），夺取西固（舟曲）；四军、三十一军组成第二纵队夺取洮州（临潭），迂回于临洮、临夏；红二方面军组成第三纵队出哈达铺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地区，策应一、二纵队。根据这一计划，红四方面军各部按照各自承担的战斗任务，向岷（州）、洮（州）、西（固）地区挺进。8 月9日，红四方面军第一纵队三十军八十八师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漩涡一带。10 日,八十九师攻占岷县大草滩、哈达铺。随后，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分路向岷县方向攻击前进，抵县城后开始了攻打岷县县城的战斗。

岷县是国民党军队新编十四师鲁大昌的老巢。鲁大昌为保住岷县这块地盘，凭借坚厚城墙和有二郎山作为天然屏障的有利条件，死守岷县县城。红三十军在扫清岷县县城外围之国民党军队后，塵战七昼夜，付出巨大牺牲, 对岷县县城及二郎山发动攻击，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大杀伤。但是，终因城池坚固和二郎山险要，未能奏效。8月18 日, 一纵队九军赶到岷县，接替三十军, 继续围攻岷县县城和二郎山，三十军遂撤围北上。19 日,攻克漳县城，22日击溃盘据漳县、陇西之间的毛炳文部两个旅，26日攻克渭源城。在一纵队围 攻岷县县城及二郎山时，第二纵队大举北进，第四军于14日经野狐桥、新堡向洮州进攻，一举攻占新城；第十二师向狄道（临洮）方向发展，十师乘机攻占临潭旧城；21日，第三十一军经漳县进入武山境内，9月7日，三十一军九十三师攻占通渭。至此，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占了临潭、漳县、通渭、渭源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武山、临洮等县的广大地区，完成了《岷（州）、 洮（州）、西（固）战役计划》的预定任务，粉碎了敌人阻止红军北上的企图。

当红四方面军大举北进时，作为第三纵队的红二方面军，亦出哈达铺,向陇南行动，策应一、二纵队。

在红二、四方面军执行《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前后, 党中央已就如何形成西北抗日局面，制定了通盘计划，于8月12日电告红二、四方面军。这一计划内容是“（1）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形成，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的目的。（2）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是造成西北抗日新局面的重要一环。打通苏联分两步走：第一步配合东北军进据甘西，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以甘南为临时根据地，休整补充。继而以一部兵力出陇西，攻击毛炳文部，威胁兰州，以便东北军于学忠部三个师向兰州这一枢纽地区集中；另以一部兵力出夏河，攻击河州，威胁青海，吸引河西走廊马步芳部支援，以便东北军乘虚接防甘、凉、肃三州，接通苏联。第一步骤实现后，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北会合。12月起，以一个方面军留守陕甘宁苏区，两个方面军趁结冰期西渡黄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从北面接通苏联的任务。（3）巩固内部, 形成陕、甘、宁、青四省抗日革命发展新阶段”等七个方面。

西北局根据中央的战略行动计划，“作出了二、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临时根据地的部署”，除五军、九军继续围攻二郎山和岷县城外，其余部队在甘南各县休整扩红，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这时，党中央还向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了 “河西计划”。这个计划的依据和内容是“为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战线），为靠近苏联, 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 接近新疆与外蒙，具体部署为以一方面军15000人攻宁夏，12月渡黄河，其余部队保卫陕甘苏区；以四方面军12月从兰州以南渡黄河，首先占领青海一带为根据地，待明春暖向甘西前进；以二方面军在甘南地区与陕南、陕甘苏区互为策应”。“如这一计划暂时无法实现，则我们只好决心作河东之计划, 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中央还征求西北局领导人的意见：“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甘西, 直接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 “假如在冰期前期过黄河能找得皮筏否？”。张国焘即打电话询问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徐向前表示：“问题不大，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西”接着，徐向前派人收集河西的地形、民情资料，开始考虑西进青海，进据河西走廊的问题。

8月底，蒋介石处理两广事件后，令胡宗南部回开西北，并开始分化东北军，因而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党中央因此于8月30日致电西北局，要求把甘南发展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并巩固和发展陕南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相呼应，以迫使胡宗南停止于甘肃以东，以便冬季打通苏联，同时部署了9至 11月的具体任务。当时，中央还将陕甘宁边区的困难情况向徐向前作了通报：“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1200里，南北亦600里”，地区内“各县地情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行动。人口总数只有40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3万；产物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部队久驻”。

根据当时的情况，中共中央西北局提出了红军出西北，占据黄河以西的甘、宁、青三省地区或出川、陕、豫、鄂的两个行动方案。中央于9月8 日电示西北局：“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指出：“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与不得以（已，编者注）时出东南两方案”，并表示已派邓发前往苏联, 等待国际批准。因此，红四方面军遂配合红二方面军行动，朱德和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以两个军的兵力东出西和、礼县，消灭王钧部。陈昌浩则认为派两个军东出西、礼，不如集中主力于现驻地区，伺机北出通渭、静宁，与红一方面军合力夹击西进的胡宗南部更为有利。将来红四方面军主力应向陇东北发展，与陇东南的红二方面军呼应作战，并从岷州前线赶回三十里铺红四方面军总部，与朱、张磋商，于9月13日向中央发电报，提出新的作战方案。党中央即日回电，认为双方意见大体一致，强调“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

 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的其他领导，对行动方针又有不同意见，认为“在西南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占不到便宜，因为胡宗南第一师、十八师近期 达咸阳，四十三、四十七两师亦随后跟进，加上王钧第三军和毛炳文军及川军的兵力，敌优我劣的势态显而易见。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敌人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筹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因此向朱、张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州，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 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占领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 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 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朱、张没有接受这一建议。

正当此时，共产国际批准了“河西计划”。当时，中央认为第一步应由红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第二步进据甘西。鉴于红一方面军兵力有限，需固守现有根据地，抽不出更多兵力与红四方面军夹击胡敌，故决定派红一师向静宁、会宁一带出动，策应红四方面军北进，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的有利基点, 在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迎敌，并于9月17日电示朱德、张国焘，在二、三日内进占界石铺以西地段。

由于形势的变化和中央的命令，中共中央西北局9月18日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岷州会议），会上张国焘继续主张西进计划，占领甘西。朱德、陈昌浩等坚决主张按照中央指示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朱德等人终于说服了张国焘，使其同意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红四方面军于当日发布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1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向静宁、会宁地区进军的命令。

二、西北局盐井会议的召开

根据岷州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开始执行静会战役纲领。但在岷州会议上，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被否决后，他很恼火，于20日晚上，星夜飞马，急促跑到设于漳县盐井镇的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急切地找徐向前、李先念、周纯全、李特等人谈话。张国焘的突然变化，大家莫名其妙，只得劝慰。待问明情况后，“才知道刚刚开完岷州会议，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不一样, 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红一方面军，与敌作战。张国焘则认为既 然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红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 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说可以继续商量。”

21日,张国焘致电朱德、陈昌浩，明确表示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要求朱德、陈昌浩到漳县面商。同日，张国焘以“朱、张、徐、陈”的名义致电中央, 认为到静会地区四面受敌，决战不利，提出红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北，再与红一方面军共取宁夏方案。22日晚22时，他在不等中央意见，也不等朱德、陈昌浩赶来会商的情况下，发布了西进命令：根据各方情况估计，在会宁地区与敌决战，四面受敌，颇为不便，原定与一方面军会合目的几受障碍，故重新决定，根据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北部之战略计划，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机占领永登、红城一带地区，拒阻兰州之敌北进，在靖远、中卫地带与一方面军全会合。就这样，张国焘擅自改变岷州会议决定，造成了部队开始西进行动的即成事实。

正在指挥部队北上的朱德接到张国焘要他来漳县会商的电报，已知张国焘有变，不接受岷州会议的决定，非常震惊。于是一面通知西北局委员兼程赶赴漳县，一面立即致电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甲）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乙）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同时致电张国焘：“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之后，朱德、陈昌浩、傅钟等人连夜策马急奔漳县。路途中，朱德再次表示了坚持原则的决心，他对傅钟说：“这次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能书记说了算，书记也要执行集体的决议。”

9月23日,朱德来到漳县盐井前敌指挥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盐井前敌指挥部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华民、肖克、李特、李先念、曾传六、何畏、何长工、周纯全等参加了会议。 会上，张国焘一方面为自己擅自改变岷州会议决定作辩解，一方面大谈西进方案的优越性。对张国焘的做法，朱德表示了反对。他认为，这是关系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该弄清楚。同时，为了争取更多的同志，朱德耐心地将西进和北上的两个方案作了比较，强调北上方案的优势。他说“原来方案最大的好处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增强红军力量，使蒋介石阻止红军会师的企图破产。这个局面，会增加张学良等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将领的信心，和我们一起迫使蒋介石放弃内战，进行抗日。共产国际有这个要求，党中央也是这样部署的，目的是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军事上也是可行的。仅从红四方面军看，困难确实不少。三个方面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困难克服。如果先胡宗南之前占领静会地区，那形势就更为有利。这个战机万万不可失之交臂。第二个方案，很明显三个主力红军会晤不知何年何月，至少要推迟，这就会影响张学良决心，实现统一战线要延误，一、二方面的侧翼也要暴露，处境艰难。所以，我坚持第一方案, 从抗日全局看，第一方案优点多。”

然而，张国焘固执己见，再加上部队已经开始西进的事实很难立即改变, 会议最终采纳了张国焘从永靖、循化渡黄河的西进方案，提出了《四方面军对目前作战部署的意见》。对此决定，朱德明确表态不同意，同时，要求把会议决定尽快报中央，由中央来做决定。

漳县盐井会议，造成了红军临近会师时的一次重大挫折。

三、西北局盐井会议以后

盐井会议同意了张国焘制定的行动方针，正在北上的部队遵照命令折返西进，“在通渭之九十三师于9月24日回开”。驻漳县的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也开始西进。

中共中央西北局盐井会议纪念馆

在甘南一带经过一个多月休整的红四方面军将士，体力得到了恢复，各地一些青壮年参军后，队伍壮大了，不少部队都换上了新装。整个部队一改三过草地时的精神面貌，正为北上会师而兴奋，急切地盼望与中央会合。这时又突然接到西进的命令，特别是听说西进要过雪山、草地，不少人的情绪又受到挫伤，“如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这样的高级干部就愤愤地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走’，不少人甚至离队，消极抵抗”。

徐向前带领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过了洮州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 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此时，正值中央接到张国焘关于部队西进的报告之后不久，中央即电示张国焘等对敌情之估计“并非事实” “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又电“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完成）任务之危险。”同时分析形势指出：如四方面军西渡，敌人将以毛炳文军作先行，胡宗南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而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朱、张、徐9月18日之部署，迅速从通渭、陇西线北上” o西进遇阻，徐向前返回洮州，将调查到的黄河对岸情况向朱德、张国焘汇报，并提出“不能西进, 应北上会师”的意见。9月27 日,中央西北局又在洮州（临潭）召开会议, 朱德、陈昌浩、徐向前等大多数与会者都同意北上会师，合夺宁夏，反对孤军西进，误失会合良机。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西进计划，在十几个小时内给中央打了四次电报，谈西进理由。

中央严厉批评了张国焘，严令禁止西进，要求其迅速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国焘才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向中央发出北上的电报，表示“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总部于29日重新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30 日,红四方面军分五个纵队，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

第五节    漳县人民对红军的支援

红军在漳县休整期间，筹粮筹款和补充兵员是最急迫、最重要的两项工作。红军进入漳县后，耐心向群众做宣传动员工作，很快使群众消除了思想顾虑和恐慌心理，认识到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积极为部队筹粮筹款, 送猪送羊，出现了许多感人故事。川区群众把刚收获的粮食马上送到部队, 红军占领漳县城的头三天，仅县城附近的群众，就筹集粮食20多市石（每市石1600斤，共32000斤）；三岔的王子义、罗子洲、张志明及堆粮坪的张牛领等四户人家就筹集了粮食13石（20800斤），张牛领还另送2头猪，5只羊。 浅山区的群众则把还没有成熟饱满的粮食炒成熟粮或碾成麦丝，供战士食用，保证战士们每天都能吃饱肚子。高寒阴湿山区，庄稼成熟期晚，群众就想方设法为部队筹措经费。大草滩乡高家山的李岐一家就筹集80个大洋；金钟镇拉麻村的蔡发秀老人筹集40个大洋和6匹马；四族农民协会干部看到红军战士身体虚弱，就动员群众为战士送去了活羊和猪肉。红军在漳县休整期间，全县到处都是为红军筹粮筹款的繁忙景象。

在筹粮的同时，红军战士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军，壮大了革命力量。当时, 在各大村镇和县城都有不少青年人参了军。如县城的杨世林、秦占魁等，盐井的解老三、赵维珪等人，都是积极参加了红军的。杨世林参军后，不仅参加了消灭盘踞在北山的国民党毛炳文部的战斗，任苏维埃政府委员时执行过多次重要任务，而且与解老三等在红军的支持下，发动县城附近、盐井一带的青年组建了漳县红军武装青年营（营部设在盐井）。青年营的战士配合红军保护县城，维护地方治安，帮助红军侦察敌情。在对北山国民党毛炳文部作战中，青年营战士杨耀祖曾奉命到白沙泉一带侦察，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而且趁机闯入国民党军队阵地，用刀砍死砍伤正在酣睡的十几个国民党军队士兵，夺回了枪支，受到红军首长的表扬。在青年营的带动下，漳县有300多名优秀青年参加了红军。后来，他们绝大多数屢战河西走廊，血洒大漠戈壁，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幸存人员，有的流落到了外地, 有的历尽艰辛回到了家乡。

陈辉明（女）、颜合德、秦占魁等都是他们当中的幸存者。陈辉明原籍漳县马泉乡罗儿湾人，自幼家贫。父亲去世后，她和母亲被伯父卖到城关椿树坪，自己做了童养媳，因不堪忍受牛马不如的生活，便毅然参加了红军。参军后她一直在部队医院工作，离休后在上海渡过了幸福的晚年。颜合德参加红军后，随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敌人进行浴血奋战。高台战役后，他为躲避马步芳匪帮的追击，改名岩树义，落户于张掖市。秦占魁参加红军后跟随部队出生入死，后又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还在河南省的几个县做过地方行政工作，由于在战斗中与部队失去联络，于解放前夕回到家中。

红四方面军在漳县一带休整40多天。全县人民勒紧裤带、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倾其所有，积极为红军筹措粮款和布匹、药品、食盐等物资，踊跃参加红军，使得全军将士的服装得到了更新，体力得到了恢复，减员得到了补充，以更强健的体魄和更高昂的斗志迈上了新的征程。

红军撤离漳县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立即派了“清乡”队，在全县的大、小村镇“清乡”。“清乡”队进到各村，见老百姓就打，见值钱的东西就抢。他们首先把没来得及躲避的曾为红军办过事的人和农民协会成员抓起来，进行残酷迫害，有的甚至被杀了头。曾任过漳县苏维埃政府委员、红军武装青年营长的杨世林在处理红军撤离时的善后事宜时，在马泉一带遭到被苏维埃政府镇压的恶霸王耀功之子王元绪等人的袭击，他们把杨世林打得昏迷过去，残忍的割断杨世林的脚筋。当地群众冒着危险把杨世林送回县城城郊家里，之后又转移隐蔽在乡下的亲戚家中，结果还是被“清乡”队抓去。反动派找来红军休整期间杨世林协助红军镇压的恶霸家属“报仇”，要杨世林低头。杨世林坚强不屈，最后被杀害在西城门外。贵清农民协会副主席李增荣在“清乡”中，幸运脱逃，“清乡”队把他弟弟李增银抓住，残忍地杀害了。一时间，漳县大地乌云满天，血雨腥风。

“清乡”队在搜捕农民协会成员和苏维埃政府成员的同时，还到处捜捕在各地养伤的红军伤病员，声言抓住后要千刀万剐，枭首示众。人民群众在敌人的搜捕面前，千方百计地保护了这批红军战士。红军战士黄俊德，攻打二郎山时受伤，留在东泉黄家河休养。国民党反动派的“清乡”开始后，一位五十多岁的姓尹的老大娘冒着生命危险，把他隐藏在外人很不容易发现的一个草棚内，给他送饭、送水，照顾了 40多天，使他养好了伤。红军首长的警卫员高忠宪负伤后，被东泉乡黄家河村群众安排在村外三棵树下的一个窑洞内，马清俊母亲给他送饭送药，悉心照料。解放前夕，遗留在漳县的高忠宪参加了陇右党组织，从事党的工作。解放后，先后在省公安厅、县公安局、县粮食局工作。四川籍红军女战士李秀英因伤遗留在新寺潭湾村后，乡亲们精心照顾，尽全力保护。后与陇右党组织党员常世福结婚，并肩为革命事业奋斗。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们生活幸福美满，四世同堂。李秀英逝世时享年89岁。

红四方面军撤离后，共有23名（内有红一方面军2名）红军战士因伤因病遗留在了漳县。几十年来，他们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照顾和关怀，也受到了漳县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第六节    “漳县红军武装青年营”营长杨世林

 

杨世林，又名杨六十一，1913年出生在漳县城关镇一家郭姓的贫农家里, 因家中生活困难，父母把他送给杨家收养。杨家也是贫苦人家，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但养父母勤劳善良，尽管家里十分困难，但还是省吃俭用地供他读了几年书。

杨世林从小在苦水中泡大，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他坚强的性格。他憎恨地主、恶霸，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同情受苦的人，常以微薄的收入周济比他更穷的人。他时时盼望光明，盼望幸福。可是那样的岁月，盼望总是泡影。1935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率领下长征经过了漳县新寺一带。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们宣传的革命道理和处处为人民的行为，点燃了世林心头的希望之火。“要过上好日子，就得跟红军走“，杨世林在心里琢磨着。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长征进入漳县，于8月19日攻克漳县城，后在漳县一带休整，宣传抗日救国和打土豪、分田地、进行革命的道理，鼓励青壮年积极参加红军，以实际行动抗日救国。杨世林的热血沸腾了，他带头报名参加了红军。

红军休整期间，一面宣传一面着手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岷县为中心，在三十里铺建立了中共甘肃省工委，在漳县建立了中共漳县县委和漳县苏维埃政府，杨世林被任命为漳县苏维埃政府委员。

杨世林参加革命后，积极投身扩充革命力量的活动。在城关、盐井地区动员不少青年报名参了军。他还和一部分刚参军的青年参加了歼灭盘踞在北山一带，威胁红军休整和群众安全的国民党毛炳文部的战斗。他们在城北的红沟一带包抄了国民党部队。这一战，仅在白沙泉一带就消灭国民党军队20 余名，俘虏30多名和一个军乐队。中共漳县县委和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红军在城关、盐井地区成立“漳县红军武装青年营“，杨世林被任命为营长。

红军刚到漳县的一段时间里，一部分群众因受国民党的欺骗，跑到深山里躲藏，给红军的休整和发动群众造成困难。杨世林便带领红军战士爬山钻林，寻找群众，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群众做思想工作, 使一部分跑出去的群众很快回到家里，安心生产。有不少人还热情地帮助红军缝衣做鞋。由于杨世林和红军战士的宣传，县城内的一些店铺也陆续开业, 使社会秩序很快恢复了正常。

群众回来以后，杨世林便积极配合部队筹粮筹款。他不仅去各地联系筹粮，而且到四五十里以外的地方背粮。肩膀磨破了，他也不叫苦，他妻子蔺玉兰当时生下孩子不久，家中本来就没有多少粮食，但他还是把家里仅有的两罐子面送给了身体比自己更虚弱的背粮的战友们。他妻子责怪他：“你把面拿去，我和孩子吃什么？”他说：“部队比咱们更需要粮食，没粮食就打不成仗，家里吃的我再想办法！”乡亲们对杨世林的举动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头。在几天内就为红军筹集了几万斤粮食，解决了部队的急需。红军的到来，对国民党在漳县的反动势力是极大的威胁。县长高玉蒙听到红军来了，责成教育局长蔡荣泽代行县长权职，自己逃之夭夭。蔡荣泽为了以后能成名副其实的“县长”，在暗中大肆进行破坏。他利用一些地痞流氓破坏军民关系。抢劫群众的财物后，把罪名强加给红军。城内东街作恶多端的地痞王耀功，在蔡荣泽的唆使下，乘群众不在家时，把群众的衣物等财物盗走，还造谣说“红军和杨六十一抢人着哩！”使不明真相的群众惊恐不安。杨世林带领红军，抓获了王耀功，同时还捕获了漳县城内的劣绅“张三毛鬼”（名字无从考证）及在盐井一带抢夺红军枪枝的吴钩驴，交县苏维埃政府审判, 当众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后，处以极刑。杨世林还和红军战士抓获了在幕后操纵搞阴谋的代理县长蔡荣泽，打击了国民党的破坏活动，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红军在漳县休整40多天，杨世林为革命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赢得了红军指战员的好评，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反动派把杨世林看成眼中钉、肉中刺，一些被苏维埃政府镇压了的反动分子家属，把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仇恨全记在杨世林身上。9月29日，杨世林在漳县南山一带执行任务时, 被一些反动分子的子弟跟踪，在马泉庄下门遭到被红军镇压的王耀功之子王元绪等一伙匪徒的偷袭。他们把杨世林抓到山林里毒打，王元绪还对世林说：“你知道你干的事吗？”杨世林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怒斥匪徒：“我生 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要杀要剧依你们！”匪徒们将杨世林一顿乱打, 他失去了知觉，倒在血泊中。匪徒们见杨世林已死，王元绪还恶狠狠地用刀剁断杨世林的脚筋，说“剁断你的双脚筋，看你咋跟红军走！”

第二天，几个好心的农民发现杨世林倒在山脚下，尚有微弱的呼吸，就把他抬到无人处，给他包扎了伤口。杨世林苏醒后说明自己是红军,是县城人, 请求乡亲设法把他送到县城。但也就在这天，红军已全部奉命北上了。杨世林的养父母只得把他暂时藏起来,请医生治疗伤口。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清乡”，县城里组成以大地主周新武（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判刑）为团长的“清乡团”，对遗留红军和为红军办过事的农民协会的成员，进行残酷的迫害。“清乡团”四处搜查杨世林，乡亲们只得把他秘密转移到住在方家沟的他姐姐家里。后来因叛徒告密，“清乡团”还是抓住了他，把他用毛驴驮回县城。

1936年10月23日,反动派在杨世林腿上拴上绳子，把他拖到县城西关, 一路血迹斑斑。当时杨世林虽然浑身是伤，但始终没吭一声，视死如归。反动派为了“杀一儆百”，疯狂地把四方群众赶来观看“行刑”。那些被红军镇压了的反动分子子女，更是摩拳擦掌，好似要把一切仇恨都要发泄到杨世林身上似的。

中午时分，“清乡团”团长周新武对用武力挟迫来的群众说：“谁参加红军，跟共产党走，杨六十一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现在有仇的就报仇, 有恨的就解恨！”话犹未毕，被红军镇压了的反属子女王元绪、王统一等便一拥而上用刀乱砍，王耀功的女人还恶狠狠地用刀剁下了杨世林的头。杨世林英勇就义了，当时年仅23岁。

杨世林的一生是短暂的，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更是短暂的。但是，他为革命不畏艰险、积极工作，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的精神是永存的, 他永远活在革命人民心中。

 

第三编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第六章  漳县人民的抗日活动

  第一节    成立民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为加强党在甘肃的统一战线工作，推动甘肃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兰州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10月，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甘肃省工委成立后，与“八办”紧密配合，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积极倡导各界爱国群众，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省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

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大政方针下，漳县各界人士纷纷行动，成立各种民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从1939年5月起,相继成立了抗敌后援分会、制盐产业工会、商会、教育会、妇女会、农民协会等民众团体，以及征兵协会、赈济会、劝募戎衣委员会、慰劳会、战时民众补习教育委员会等机构，有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盐业生产及工商、教育、妇女以及赈济、劝募、兵员动员、慰劳等各项工作。

抗敌后援分会、战时民众补习教育委员会、教育会、妇女会等团体经常组织各界人士及学校师生、青年妇女,利用集日和节假日，在县城、盐井、三岔、 四族、新寺等大集镇举行集会、游行、演讲活动，发放传单，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占我国土、杀我同胞的罪行，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大家都为抗战出力。农会及征兵协会积极动员广大青年报名参军，每年都有几百名青年参军上前线。赈济会和慰劳会积极募集银元、面粉、衣物等慰劳出征军人家属和出征将士。劝戎衣委员会积极动员全县广大妇女为前线将士缝制棉衣，抗战期间全县共征募棉大衣30万件，棉背心20万件。制盐产业工会、商会则有计划有目的地训练民运干部，组织产盐工人和工商人士进行罢工、罢市活动，以此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残酷统治，声援全国的抗日斗争。1943年6月，盐井产盐工人以盐税剧增为由，爆发了停产罢工斗争。这一罢工斗争持续了半年之久，它维护了产盐工人的合法权益，有力地冲击了腐朽的国民党政权，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和抗日热情。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妄想侵占全中国。因此，对地处战略后方的甘肃各地也进行了轰炸，妄图切断我们的后方补给线，摧毁抗日的战略大后方。漳县上空曾有日机飞临，只因山高林密，云雨密布而未实施轰炸。为保障广大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漳县于1939年2月成立了漳县防空所。之后，全县建成了多处防空监视哨，并在人口稠密的川区挖了许多防空洞。盐川抗日防空监视哨设在县城钟山之上，设有哨长1人，哨员4人, 置有黑、白、红旗各一面，大钟一座，午炮一门，遇有敌空袭情报和紧急情 况，防空员先以电话联络，后用旗帜、大钟和午炮向盐川一带民众发出信号。同时，还组成县城防护团，由县长亲任团长，另设副团长1人，干事15人。防护团内设警报班、警备班、救护班。防护团成立后，挖掘了城区防空壕沟, 并维修加固了城池，增强了城区的防空能力。

抗战期间，漳县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物捐物，有力地支援了抗击日寇的斗争。八年间，全县共征用民工314525人（次），其中受伤1034人，死亡175人。全县的防空支出和临时紧急支出达4150000000元（当时国币数）

这一时期，漳县还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经济水平。先后完成了甘川公路和定岷公路漳县段的修建任务，修通了县城至新寺、县城至殪虎桥的公路，建成了盐井大桥，修筑了堤防，创建了县苗圃，创办了县立初级职业中学、电话局、邮政局，建立了无线电台，开设了纺织专业, 开办了邮政、电话及话传电报业务，政府部门可收发密码电报。盐业生产得到恢复，农业生产有所发展，集市贸易比较活跃，为支援抗战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盐川妇女抗日讲习所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抵御外敌入侵的伟大战争，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全部积极参加抗战。广大妇女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力量，为使广大妇女真正认识到“只有民族的解放，才能有妇女的解放。中国妇女必须积极参加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并在运动中求得自身的解放”的道理，激发广大妇女的抗日热情，1942年春，成立了盐川妇女抗日讲习所。盐川妇女抗日讲习所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广大妇女学习文化知识，向广大妇女宣传抗日思想和妇女翻身解放的道理，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盐川妇女抗日讲习所开办了两所，一所设在县城文庙，所长是县城女校校长李香兰，教员有裴佩玉、李毓兰等，学员为女校学生及县城附近的青年妇女、未婚女青年。一所设在盐井镇盐昌寺内。盐井镇讲习所活动开展得很扎实，所长是当时盐井女校校长李淑兰，教员有朱文珍、裴宝萍等，学员来自盐井镇及附近的汪 家庄、包家门的青年妇女和未婚女青年，也有男青年参加学习。每期学习时间为三个月，每天下午4点至5点上课学习，课本为甘肃省编写的《农民常识》《抗日三字经》等。

盐川妇女讲习所所长 李淑兰

妇女讲习所除课堂学习外，还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演讲、办板报、教唱歌曲、编演剧目等。抗日歌曲《救国军歌》，戏剧《送丈夫参军》《东洋鬼子太猖狂》，反封建礼教、争取妇女解放的《反缠足歌》，反对官员贪腐的剧目《鸡大王》等，都是经常歌唱和演出的。

漳县地处偏僻，文化落后，信息闭塞，封建思想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根深蒂固。抗战以前，农村盛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买卖婚姻，家长把女儿视作一种商品，任意买卖，根本没有婚姻自由可言。盐川妇女抗日讲习所成立后，向广大女青年宣传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道理，用典型事件引导广大妇女对婚姻问题进行热烈地讨论。通过学习讨论，广大妇女的婚姻观念有了新的转变，特别是女青年，勇敢地向陈旧的婚姻观念和制度宣战，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和禁锢，大胆地自由恋爱，许多女青年找到了称心如意的丈夫, 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讲习所还积极调解处理了一些比较复杂的婚姻纠纷, 化解了矛盾，维护了农村的稳定。

男尊女卑、重男轻女也是广大农村长期存在的封建陋习，广大妇女在家庭中没有任何地位，虐待妇女、买卖妇女、侵犯妇女正当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盐川妇女抗日讲习所抓住一些突出事例，大胆为妇女撑腰出气，伸张正义, 妇女权益得到了有效保护，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封建陋习得到了初步扭转。广大妇女积极行动起来，理直气壮、扬眉吐气地参与到了抗日救亡及社会各项事业之中。

盐川妇女抗日讲习所的老师们还耐心做儿童家长的工作，动员家长送女孩子入学学文化。经过反复细致的宣传动员，家长送女孩子上学的逐年增多, 县城和盐井两所女校的学生都由创办初期的四、五个学生增加到几十、上百个。当时的女校学生许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教育、医疗和行政工作的骨干。

第三节    抗日前线的漳县青年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处战略后方的漳县热血青年，积极投身到抗击日寇的革命洪流之中，他们心系国家安危，忠于民族大义，离亲人，别家乡，舍小家，为大家，或弃耕从军，或投笔从戎，奔赴抗击日寇的最前线，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的功绩将千秋丹青，彪炳史册。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冬季，正值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漳县青年董直、王建业、王俊、梁凤鸣、张兴福五人，耐心说服各自的家长，不顾天寒地冻，毅然联袂赴兰州，报考当时在兰州招生的黄埔军校，全部被录取到黄埔军校十五期。1939年冬，入伍教育期满后，他们被编入国民党新编第二十七师, 转战陕西朝邑、河南渑池等地。1941年5月3日，在晋南中条山战役中，中尉代理连长王建业带领全连官兵顽强拼搏，奋勇杀敌。在抗击敌人多次进攻后, 王建业不幸英勇牺牲，年仅22岁。

漳县籍抗日战士(从左至右)张守谦、骆建勋、张兴福

马泉乡阴家山出生的骆建勋，在1923年刚满17岁时就自卖壮丁，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兵。抗战中，担任连长的骆建勋带领全连战士多次与敌激战, 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受到上级的通令嘉奖。在“忻口战役”中，已担任中校营长的骆建勋，带领全营坚守阵地几十个昼夜，身负重伤，险些失去了一条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骆建勋全身14处受伤，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表现出了漳县人民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和气概。

1938年初，正在陇西中学读书的漳县城关中街青年学生张守谦，应招入西安黄埔分校第十一期学习。毕业后参军入伍，任国军武汉特战旅七营少校副营长，参加武汉保卫战。武汉失守后，回到漳县重新征召300余家乡青年重返抗日前线，担任国军第三十八军七八一团三营中校营长。在中条山战役中，率部浴血奋战，漳县籍战士大部分牺牲，仅剩张守谦及杨顺奎、徐德寿等极少数人历尽艰辛回到了家乡，当了普通的农民。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陈虎龙、王龙、张占山、杨孝娃、徐登高、郭双俊、郭进福、汪应民、姚尕娃、张喜金、岳海堂、徐焕章等86 名漳县籍青年被征入国民党“陆军暂编第十师”，后编入国民党董其武部第三十五军。在1944年11月至1945年2、3月间，参加了梁围战役、五原战役、卧杨台战役等多次战斗。战斗中，他们丹心报国，奋勇杀敌，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岔镇寺崖头的汪载舟，于1927年参加国民军，在洛阳西北军校第二期学习了三年无线电专业后，分配到察哈尔省刘汝明29军任电务员。抗日战争期间，已升任中校电台台长的汪载舟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在喜峰口战斗中，汪载舟积极作为，准确掌握日军信息，使刘汝明部取得了重大胜利, 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在全民族抗战中，漳县共动员人力4706人参与抗日军事斗争，其中征集常备兵役4183人，直接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寇浴血奋战、牺牲在抗日前线的有126人；参加地方自卫组织的381人，参加防护团的142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保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贡献。

第七章  甘南农民起义对漳县人民的影响

第一节   漳县农民踊跃参加起义军

1943年初，在甘肃南部的洮河、大夏河、渭河流域以至白龙江两岸，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有汉、回、藏、东乡等族的贫苦农民10多万人，波及了陇南和甘肃中部地区20余县，持续了近一年时间。这次农民起义是甘肃近代史上的大事件，是民族团结的壮举。

从1940年以后，世界法西斯势力空前猖狂，国民党当局顽固地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并从1941年起连续掀起反共高潮，不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且在其统治区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

地处大西北的甘肃，山大沟深、地瘠民穷。加之蒋介石的亲信谷正伦主政甘肃之后，吏治更为黑暗，百姓负担更为沉重，苦不堪言。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和1942年的甘肃大旱，使当年甘肃的人口减少达36%。

国民党的地方官吏和恶霸豪绅，在这时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利用“抗战”的名义，横征暴敛，征兵抓丁，搜刮民脂民膏，过着侈奢糜烂的生活。国民党当局在当时强迫农民交纳的税、捐名目多达40多种，致使不少农民被逼卖儿卖女，倾家荡产。他们用派兵、抓丁的办法苛榨农民，被抓去的壮丁往往因军饷被克扣而冻死或饿死，农民宁可出钱买丁，也不愿去当兵。这样，国民党各级官吏从中捞到更多的油水，而农民的生活则更加困难。国民党当局对农民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使人民群众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得不起来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甘南农民起义（原称“甘南民变”）。

这场起义，最初是由临洮牙下集人王仲甲和他的朋友肖焕章发动的。为发动这次起义，王仲甲和肖焕章先后串连了回族农民马福善、马继祖父子、卓尼水磨川寺的肋巴佛（活佛）以及临洮的毛克让、皋兰的安化雄等，组成秘密武装组织，分别发动农民。1943年初，马福善父子在临洮东峪沟缴了国民党接兵部队的枪，宣布起义。王仲甲和肖焕章为支援马福善父子，也在牙下集宣布起义。此后，肋巴佛和年丹增率藏族农民在卓尼起义；吴建伟在康乐起义；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等在渭源、陇西起义；黄作宾、王作宾、水振东在榆中起义；安化雄在皋兰起义；王得一在武都起义。就连当时临洮县紫松乡乡长刘鸣和国民党驻武都的一个骑兵营营长张英杰，也参加了起义。

起义爆发后，各路起义军先后在格致坪、漫屲及武都的草川崖三次会师, 提出了“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和“抗丁、抗粮、抗捐”的口号，斗争的矛头直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起义军鼎盛时期达10余万人，波及了甘肃20余县。

甘南农民起义爆发后，漳县的部分贫苦农民也因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参加了起义。在临洮、渭源一带游居的蒋廷珍，首先与杨友柏等人一起参加了起义，格致坪会师前后，他任第一路军二团团长。起义军经漳县前往武都会师途中，他又发动和串连了马泉一带的蒋绪林、柳西明、柳俊英、谭家娃等100多名贫苦农民参加了起义。金钟乡乔应云、马德俊等人,率领金钟一带的400多名农民参加了起义，乔应云、马德俊分别担任旅长和团长职务。起义队伍在前往武都途中和由武都、礼县、武山退往临洮途中， 经过了漳县的广大地区。起义军旗帜鲜明，纪律严明，给漳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节    甘南农民起义骨干蒋廷珍

蒋廷珍，1912年10月生，字子俊，小名凤林，漳县马泉乡牟家窑人。早年他在本村上私塾，聪慧过人，学业优异。他从小喜欢济贫扶弱，抱打不平, 深受同伴们爱戴。1930年以后，他辍学回家，学拳练武，练就了一身好功夫, 为以后除暴安良打下了基础。

1933年，他被抓到国民党鲁大昌部队里当兵，在部队里结识了一些朋友, 特别同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王凤贤等人推心置腹，结成生死之交。他们在驻防岷县时，看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官的打骂士兵，克扣军饷，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因此极为不满。1935年红军长征第一次经过岷县境内，红军严明的军纪和处处为穷人的行为，通过被放回的俘虏和见过红军的农民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使他们深受教育，更激起对国民党军队的愤恨。于是他们商量, 于1936年8月离开旧军队，各自回家了。

蒋廷珍回到牟家窑时，正是红四方面军在漳县休整之时，他的家乡也有红军来往驻扎,红军处处为人民的模范行为，给他以深刻的教育,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和“抗日救国”的宣传，给他以鼓舞和启迪,使他在蒙胧中开始意识到, 只有像红军那样，走革命的道路，才是穷人唯一的出路。虽然红军经过四十多天的休整后离开了漳县，但是播种在蒋廷珍心底的种子，却慢慢地萌动了。

1937年，国民党政府下令禁种大烟，蒋廷珍参加了武山县的禁烟队，进行禁烟活动。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和方便群众，蒋廷珍于1938年联络骆文彩、 骆妥权等人，建议将偏僻的骆家沟改为“宝泉镇”，开辟集市。武山县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蒋廷珍等人为骆家沟“扯集”的行动得到了家乡群众的支持。

1939年11月，蒋廷珍与好友尹世雄、王凤贤、王得元、骆福娃等一打土豪, 开展除霸斗争。在活动中，被国民党武山县自卫队长芦宏、副队长藏子平所带的数百人包围于家中，与自卫队激战一天一夜后，挖开地道，突围脱险。脱险后，带着妻子魏映兰在渭源、临沸一带游居。其间，他曾被国民党武山便衣队在临沸抓获，由国民党天水专区判以死刑。在从天水解往武山执行死刑途中，他巧妙地用酒将解差灌醉，掀起房檐木椽得以逃脱。

1943年初，王仲甲、肖焕章等发动以“团结抗日”和“抗粮、抗丁、抗捐”为主旨的甘肃南部农民大起义时，蒋廷珍与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等好友，也组织渭源、陇西一带的农民参加了起义。

蒋廷珍思想进步，旗帜鲜明，信念坚定，服从组织，参加起义后任一路军二团团长。他服从起义军的统一领导，转战各地，扩大队伍。

蒋廷珍顾全大局，富于组织才能，他所率领的队伍军纪严明，不骚扰地方。起义军在赴武都接应白龙江畔的张英杰起义和草川崖会师中，队伍经过漳县殪虎桥一带，因部下的一个连长抢了老百姓的鸡，奸污了妇女，他立即集合所部全体战士，历数了这个连长的罪恶，当众枪毙了这个连长。此举在部队和老百姓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大提高了起义军的威望。蒋廷珍是起义军的一员猛将，深受王仲甲等领导人的器重，曾多次奉命执行重要任务。甘南农民起义爆发后，王仲甲曾任总司令，副司令肖焕章兼任第一路军司令、第一路军一团团长，蒋廷珍就被委任为第二团团长。武都草川崖会师以后，部队发展到10万人,正式定名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声振甘肃南部。此时，蒋廷珍又受王仲甲之命，带着选拔的四五十名精骑，前往武都东乡王家坝接应以红帮头子王大爷为首的一部分武装。

蒋廷珍接受了接应王大爷的任务，带着邓得元等，前往武都东乡。此时, 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正规军三个师从天水方向来围剿起义军，王仲甲只得带领部队撤离武都，向武山、礼县一带进发，寻找有利条件，待机消灭敌人。行前，命蒋廷珍完成任务后撤向武山，与部队会合。

蒋廷珍与王大爷议事拖延月余，国民党追剿起义军的形势更加紧张，当他们撤离武都时，已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为了缩小目标，不致暴露, 他将所率十余骑编为三个小分队，弃马分散步行，以便通过偏僻山区，潜往武山，寻找部队。不料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追剿，邓得元早已吓破了胆，起了叛变投敌之意。在蒋廷珍小分队离开王家坝的第二天夜里，行进在成、康两县交界的平洛山区时，邓得元趁蒋廷珍单人行走在羊肠小道上的时机，开枪打死了蒋廷珍和两个警卫，投降了驻平洛的成县自卫队，成了可耻的叛徒。蒋廷珍时年仅31岁，为寻求真理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为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寻求真理，蒋廷珍不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几乎贡献了自己的一家。1939年他在家乡进行除霸斗争以后，他的家就被视为“赤匪家属”，父亲蒋喜得被国民党武山县政府抓去，遭严刑拷打，释放不久便含恨去世。1941年“宝泉镇”划归漳县，新任镇长胡克勤一到任就查封了他的家，把尚在家的母亲及子女蒋逃生、蒋建生、蒋改改及弟媳骆孝合赶出家门。他的弟弟蒋绪林曾随他一起参加起义，起义失败后不久病故，弟媳骆孝合改嫁；他的三女儿蒋桂英随母亲流落于陇西一带。

 

第四编  解放战争时期

第八章   陇右党组织在漳县的活动

第一节   陇右工委在漳县建立的党组织

甘南农民起义失败后，在渭源县莲峰山一带隐蔽活动的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夏尚忠等人，后来会合了曾与王仲甲在临洮坚持过秘密斗争的肖焕章,组织了一部分农民，凭借隐藏下来的几支枪，先后斩除了两个搜捕农民军的便衣队，除掉了特务邹凤生和“猪骨头”（陇西县便衣队长朱占荣），处死 了恶霸侯“背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坐探”王老婆，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在毛得功、肖焕章、郭化如、杨友柏他们坚持革命斗争的几年里，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的愿望，通过谈判，同国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全国人民正为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统一的国家而努力。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地坚持消灭共产党、消灭解放军、实行独裁专政的政策，于1946年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内战。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中共甘肃省工委也于1945年9月在庆阳重建，党在甘肃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隐蔽以后，重新开展。

就在这时，肖焕章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陕甘宁边区的庆阳城，同中共甘肃省工委接上了头。他向甘工委的领导同志详细地汇报了甘南农民起义的准备、经过及幸存领导者转入隐蔽活动以后开展斗争的情况。甘工委领导具体地了解了甘南农民起义的详细情况，对甘南农民起义予以高度的评价。甘工委根据肖焕章提出派党员干部去领导甘南农民起义的幸存者，继续开展武装斗争的要求，决定派党员深入陇右地区，组织领导革命斗争，并吸收肖焕章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甘工委派高健君、牙含章和万良才陆续由边区进入陇右地区，组织领导了陇右革命斗争。

1946年底，高健君和牙含章在岷县与杨友柏接上头以后，来到陇西双泉乡坡河屲，与郭化如、毛得功、肋巴佛等人会合，并吸收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万良才也由边区来到陇右，党在陇右地区的力量开始发展起来了。1947年2月初，陇右党组织的骨干在云田乡马家山倾清洁家开会，正式成立了“陇渭支部”，公推郭化如任支部书记，高健君、万良才、牙含章、杨友柏任委员。至此，陇右党组织正式成立了，陇右地区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现了新的局面。

之后，根据党的工作发展情况，1947年4月，中共甘肃省工委决定成立中共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8月，甘工委决定撤销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陇渭工作委员会。1948年10月甘工委又决定将陇渭工作委员会改为陇右工作委员会。1949年8月，中共岷县地委和中共定西（会宁）地委成立后, 陇右工委使命结束。

陇右党组织建立后，万良才和郭化如负责漳县一带的工作。他们多次来到漳县境内，了解民情，发展党的组织。1947年3月5日,郭化如、万良才在陇西文峰乡阴湾里的邸建邦家，吸收了漳县新寺乡欠下村农民高占奎入党。5月4日，成立了漳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新寺地区党支部，高占奎 为支部书记。此后，他们又在漳县新寺、草滩、武当、东泉、三岔、殪虎桥、大草滩、盐井、草地河以及岷县蒲麻一带开展工作，陆续发展了371名党员，成立了新寺地区党支部（书记高占奎）、武当地区党支部（书记东占武）、三岔地区党支部（书记冉发荣）、拉麻地区党支部（书记蔡国元）、殪虎桥地区党支部（书记王治岐）共5个党支部，7个党小组。仅高占奎一人，在1947年3月至1949年8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在漳县发展党员159人，为漳县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

第二节   陇右工委在漳县的主要活动

一、盐井镇夺枪

盐井镇在漳县城西南五华里处的漳河南岸，由于有“天下第一井”的美誉而盛产食盐。千百年来，一直是漳县经济、文化的中心。民国成立后，国民党政府为在盐业生产上榨取更多的油水，在盐井设立了盐务局，专门管理盐业生产，并派有警察20余人驻守。

陇右党组织建立以后，为尽快开展活动，扩大武装，打开工作局面，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等提议，消灭漳县盐井镇的盐警队，夺取枪支弹药, 扩大武装力量，为陇右党组织的建立献礼。陇渭党支部的领导对这一建议进行了反复讨论，决定先派郭化如、杨友柏前往盐井镇，进行实地侦察，做出周密的行动计划，然后提交党支部领导干部会议决定。

郭化如和杨友柏接受任务后，化装成商人，两次去盐井镇侦察。他们第二次去侦察时，发现有国民党接收壮丁的1个新兵连约30余人，住在位于盐井镇背街的刘盐商家的大院里。这件事引起了郭化如和杨友柏的密切注意, 于是又对这部分军队的情况进行了侦察。原来，这股军队是由河西来漳县接新兵的，要在盐井镇住一段时间，这股军队所带的武器都比较好、比较新。郭化如和杨友柏商量，决意放弃原定夺取盐警队枪支的计划，改为夺取这支正规军的武器。

他们回到渭源，将侦察得到的情况向党支部领导详细作了汇报，提出了改变夺枪计划的意见。经过会议慎重讨论，陇渭党支部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并决定由郭化如、杨友柏负责执行这个任务。

1947年6月10日（农历五月初四）郭如化、杨友柏、夏尚忠，带着游击队员王凤贤、徐正武等32人及甘南民变后隐藏下来的枪枝，化装成赶集的农民，陆续进入盐井镇。行动前将队员分为四个组，由郭化如统一指挥。一、二组的队员负责消灭院内的国民党士兵，三组负责控制大门和监视盐警队的活动，四组负责收缴枪枝、看押俘虏和看管被押壮丁。

做了充分的准备后，队员们有的装扮成货郎，有的装扮成赶集的农民，他们或者挑着货郎担，或者担着小猪娃，或者背着蔬菜，趁着盐井镇逢集的机会，混入集市。这天，正值农历端午节前夕，盐井的集市异常红火，人来人往，叫卖声此起彼伏，很容易开展活动。

按照原定计划，夺枪行动在下午四时国民党士兵开饭时开始。但是到下午1时左右，郭化如在人群中听到在陇西方向来了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下午有可能到达盐井。因此，他和杨友柏立即召集四个小组的负责人，在一个僻静的巷子里开会，研究对付的办法。当时，郭化如提议，夺枪斗争提前两小时进行，夺枪后迅速撤离盐井镇，向南山转移。大家同意了这一应变计划。

下午2时左右，游击队员陆续集中到国民党军驻地附近。郭化如以被抓壮丁家属的身份，要求看望被抓的弟弟，与守门的哨兵搭话，并递上了香烟。就在国民党士兵点火抽烟的时候，郭化如一枪打死了哨兵。随着郭化如的枪响，大家立即冲进院子，左右几枪，又打倒了几个国民党士兵。这时，其余的国民党士兵已被吓得有的钻到床底下，有的抱头大叫，有两名国民党军官企图举枪抵抗，又被郭化如放了两枪，结果了性命。这突然事件的发生, 使被押在院子里的壮丁顿时骚动，到处乱跑。杨友柏怕流弹误伤壮丁，连忙大喊：“是壮丁的都蹲在地下，不要乱跑，我们是接你们出去的！”经这一喊，壮丁们都蹲在原地了，剩下的国民党士兵又被游击队打倒了两个，其余的都举手投降了。

这次战斗，前后只用了40分钟左右的时间，共打死国民党士兵4人，打伤3人；缴获“汉阳造”新步枪20支，步枪子弹3000余发；日本造左轮手枪1支，手枪子弹45发；刺刀20把，子弹袋20条，军装10余套。游击队只有王得太受了点轻伤。

正当战斗进行的时候，驻盐井镇的20多名盐警被吓呆了。他们以为游击队要来收拾他们，所以连忙带上枪枝，向漳县城逃走了。国民党漳县县长王宇之听了盐警队的报告，几乎吓破了胆，急忙下令关闭了城门，又命令仅有的100多名自卫队全部上城，以防游击队前来攻城。其实，游击队根本没有攻城的打算。战斗结束后，郭化如很快就把部队和被救壮丁带上了刘家坪。

游击队员在刘家坪稍事休息，郭化如给解救出来的50名壮丁讲了话, 要他们都回到自己家里去。当时，有些人不愿意回家，要求参加游击队。因为陇右党组织有明确的规定，未经上级批准，是不能随便增加人员的，所以郭化如又向大家作了解释，这些人才打消了参加游击队的念头。但是临别时有的人还恋恋不舍，不忍离去，经游击队员们一再催促后，才回了家。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家里以后，在家乡的群众中广泛宣传游击队的好处，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送走壮丁以后，游击队员们在村里吃了饭，准备了第二天的干粮，于八时许离开了刘家坪村，向西南进入碧峰山区，绕了半个圈，深夜里出狼窝沟, 进烟坡沟，天亮时到猪槽沟，在森林里隐蔽了一天。这天，尽管阴雨连绵，队员们的衣服全都被雨淋透了，可是因为打了胜仗，大家心里都很高兴，个个忘记了疲劳，把下雨也没当一回事。天黑以后，游击队又整队出发，黎明前到达渭源，按预定计划隐蔽了战利品，队员们也各自回到家里。

自1943年甘南民变以后，像盐井镇夺枪这样大的事件，在当地没有发生过，所以事件发生以后，国民党甘肃省主席大发雷霆，给岷县专区专员和漳县县长下了严厉的命令，要他们“限期破案”。岷县专区专员便带了“保二团”，漳县县长带着自卫队，在盐井附近和碧峰山一带进行了一次“清乡”，折腾了近两个月时间，没有找到一点线索，更没找到一名游击队员，只抓了几个老百姓了事。盐井镇夺枪斗争，是陇右党组织成立后，在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己的斗争方面打响的第一枪，对国民党当局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国民党的岷县专区专员和漳县县长都受到了撤职处分。

二、远门子借款

1948年，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各地党的组织为配合全国解放，活动十分活跃。在陇右党指示“发展党员、建立武装、扩大根据地”的形势下, 党组织和游击队出现活动经费缺乏的问题。当时，党组织为克服这一困难, 进行详细调查，确定富户，搞了几次借款活动。远门子借款就是其中一次。

12月，负责漳县一带工作的陇右工委委员郭化如和陇西东川党支部书记邸建邦，侦察到距漳县城50华里，位于漳、武交界处武当山下的远门子村刘双锁是个五代财主，很有钱财，人也谦和，当地人称“刘商户”。陇右工委决定在刘双锁家借款，以解决经费困难的问题。借款对象确定后，先给刘双锁寄了一封信，讲了借款的目的，做他的思想工作。借款行动任务交由郭化如、万良才、杨友柏执行。他们抽调了邸建邦、王凤贤、马福昌、马俊民、常雨三、程得功、谢益三等年轻精干的游击队员32人,由漳县党员高占奎和武山党员张彦荣带路，漳县党员东占武接应，实施借款任务。

12月6日夜，游击队员带着9支短枪，13支长枪，分别从邸建邦家和王凤贤家出发，经过大雪茫茫的山梁，涉过冰冷刺骨的漳河，避开国民党的盘查哨点，天亮前来到漳县和武山交界处的八儿院梁头的一个旧寨堡里，在寨堡里隐蔽了一天。

夜幕降临后，游击队继续行军，他们冒着漫天飞雪，翻越青羊山和朝团山，赶到武当山大崖屲的一群石洞中。在那里，早有东占武在等候大家。东占武事先按郭化如和邸建邦的安排，做好了准备工作。当游击队员来到时，他不仅在山洞里铺上了干草，而且还从武山县马力镇买来木炭生起了炭火。

第二天清晨，郭化如指着武当山脚下的远门子村，对游击队员们说：“那就是我们要去借款的远门子村，我们将要在那里开展一次斗争。这两天来, 大家翻山越岭，从陇西来到漳县的武当山，为的是什么呢？是为给党搞活动经费，是为了打游击！一句话，是为了革命。这两天大家都没休息好，今天好好休息一天，天黑时行动。至于行动计划，大家可以商量一下。”就这样，队员们在休息时，讨论着行动的具体问题，等待着行动时间的到来。下午，杨友柏和万良才把大家集中到一个比较大的山洞里，由郭化如综合大家的意见，讲了这次借款的具体部署和行动方案。游击队员按照任务分为四个小组：高占奎、王凤贤、王得太为一组，行动开始后，他们装作逃跑的壮丁，一出石洞就向山下跑去。其余二、三、四组队员，装作保、甲长或者乡丁，在后面拼命追赶，并大喊“抓住”“抓住”“抓兵”！这样前跑后撵，从山上跑到远门子村里，直向刘双锁家跑去。这时，杨友柏指挥的警戒组，立即在村庄周围和十字路口撒开警戒，三、四组跟着第一组扑进刘双锁家大门，很快控制了院内所有住宅，命令一切眷属和人员都不得随便走动。

这一突然事件的发生，远门子村里的人都被弄迷糊了，刘双锁家的人也被这阵势吓呆了，他们个个嗫嚅地望着游击队员。

万良才和郭化如大步走进正房。万良才先对刘双锁做政治工作，先问刘双锁前几天收到过信没有？接着重新讲了借款的目的，并给刘双锁说明“我们不是‘土匪’，是干大事的，在干大事当中需要钱，要你给我们借些。前几天已给你写了信，今天是来取现钱的。”万良才还对刘双锁说：“你不用怕，我们不打你，只要你借给钱帮助办大事，以后你就知道我们干的大事了。”郭化如接着说：“你给我们借了钱，等于你帮助我们办大事，大事成功了，当然也有你的功劳，假如你不借给钱，说明你不支持我们的大事，那你就不但没功，反而有罪！”刘双锁颤颤惊惊地答应了游击队的要求，表示自己是多年的掌柜，一切由他承担，希望不要难为家里的其他人，并说：“啥都在我, 粮食我多的很，要多少拿多少；家里的东西，爱啥就拿啥；钱虽然多的没有, 但是零碎子有几个，只要能留得性命，我都说了。”于是，刘双锁提供了几处埋藏银钱的地方，一、三、四组的队员前后挖出四个坑，取出四个铜罐，内装白洋500多块和十两重的银锭28个。这些钱都由经济组的谢益三和万良才负责包成小包，叫队员们分开携带。

借款行动结束后，游击队顺利地离开了远门子，漳县的游击队员趁着天黑，回到了家里。陇西的游击队员，也顺利地返回了陇西。

这次借款任务的顺利完成，锻炼和鼓舞了漳县的共产党员。

天将拂晓，游击队离开远门子不久，任国民党漳县朝阳乡乡长的刘国珍 （刘双锁大儿子），带着20多个乡丁，来到远门子。他先是打了几枪，声言要追“土匪”，被刘双锁狠狠地斥责了一顿，并给刘国珍讲：“那些人不是 '土匪’，而是干大事的”，要刘国珍把眼睛放亮一点！由于刘双锁的制止, 刘国珍放弃了追击游击队的打算。

天亮以后，刘双锁的五儿子刘国基也从县上带来十七、八个国民党县政府自卫队员，赶到家里，要在武当一带进行“剿匪”，也受到其父刘双锁的训斥和制止。当时，刘国基是国民党漳县参议员兼朝阳中心小学校长。

由于刘双锁制止了几个儿子的行动，对保护漳县武当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起到了积极作用，使该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在活动中没有受到损失，工作顺利。

通过这次借款活动，刘双锁的思想认识和觉悟有了变化。此后，他对长工和佃户比以前更加客气，支付的工价也比较合理，尤其是还几次派人带上典当契约和地租文书，到周围的债户家去裁减地租或退回契约，只是当时一些债户尚不理解，一时没有办成。解放后开始减租减息，刘双锁积极退租, 起了很好的作用。

土地改革中，刘双锁家被定为“开明地主”，本人没有戴地主分子“帽子”，漳、武两县的债户都没有提出大的意见。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刘双锁表现比较进步，平安度过了晚年。

三、桦林山战斗

1949年春，陇右工委军事部长郭化如，调查了解到国民党漳县自卫队一个班，在漳县木林一带抓兵，住在蔺家湾的大地主蔺国壁家。

陇右工委决定开展一次武装行动，夺取抓兵的国民党漳县自卫队的枪, 释放被抓的壮丁，顺便在蔺国壁家筹集一部分经费，并决定由郭化如和杨友柏负责执行这一任务。

1949年4月2日，郭化如和杨友柏率领王凤贤、徐正武、贾玉胜、王得太等24名游击队员，带18支长枪，6支短枪，从陇西首阳乡菜子坪出发, 前往蔺家湾。

3日拂晓，游击队经过一夜急行军，到达蔺家湾。他们通过一个早起挑水的老乡得知，在木林一带抓兵的国民党漳县十几名自卫队员，有八九个人将已抓到的90多名壮丁送到县上去了，还有两名自卫队员住在蔺国壁的楼上, 等待保、甲长再抓几名壮丁，然后送回县上交差。

对这突然变化了的情况，郭化如、杨友柏他们临时作了研究，决定行动按原计划进行，夺取两名自卫队员的枪，同时在蔺国壁家筹款。他们把游击队员们分成两组，一组制服自卫队，一组控制蔺国壁家的人。

行动开始后，郭化如首先翻墙入院，开了大门，队员们立即进入院内。当两名自卫队员在楼上开枪抵抗时,杨友柏大声警告自卫队：“你们不要打枪, 也不许动，谁动打死谁……”自卫队员看到当时的形势，停止了抵抗，王得太立即带人上楼，把两名自卫队员押了下来。蔺国壁的掌柜蔺云卿从窗子里跳到另一个屋顶上，企图逃跑，被早已站在房上的郭化如推下房，抓了起来。经杨友柏给蔺云卿做工作，讲了筹款的目的后，蔺答应给钱。这样，就筹集了 200块银元、290两白银和一些大烟。

太阳已经升起，游击队员们完成了筹款任务。正当准备向桦林山撤退时, 漳县自卫队60多人，由中队长梁凤鸣带领，跑步前往桦林山“剿匪”，向游击队开枪射击。

郭化如预料到国民党漳县政府得知游击队在蔺家湾的消息后，不仅会派自卫队到桦林山一带来，而且还有可能通知武山县和陇西县，也派自卫队来桦林山。但是没想到国民党漳县自卫队来得这样快！他见国民党漳县自卫队已接近，立即把游击队员分成三组，亲自带领一个组，迎击最先上来的漳县自卫队，掩护大家向山顶上撤退。

中午时分，国民党陇西县和武山县的自卫队，也先后到了桦林山，同漳县自卫队一起对游击队形成包围圈，特别是漳县自卫队更是死死地盯住游击队，一次又一次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在游击队四面受敌的严峻时刻，郭化如镇定自若，指挥队员们迎击自卫队的进攻，并告诫大家：“不要慌，上来几个自卫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坚持到天黑，找一个薄弱环节突围出去就没事了。黑夜里自卫队是不敢追我们的！”在郭化如的鼓励下，队员们勇敢杀敌。尽管自卫队采用了缩小包围圈的办法，但是游击队员们沉着应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自卫队的进攻。

下午1时许，国民党三县自卫队又一次发动猛攻。郭化如沉着地掩护队员们向另一阵地转移。但是，就在这时，郭化如不幸腰部中弹，他紧咬牙关, 一手捂着伤口，一手开枪射击，掩护队员撤退。当最后两名游击队员侯山和贾宗周撤离后，郭化如壮烈牺牲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陇右工委委员、游击队的优秀指挥员，为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时他年仅39岁。

郭化如牺牲后，游击队员们悲痛万分，个个泪如雨下。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杨友柏立即采取措施，重新组织队员迎击国民党自卫队的进攻。他向大家作了政治动员，要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坚决打退自卫队，为郭化如报仇。同时命令几个游击队员隐蔽好郭化如的遗体，伺机突围。

天黑以后，杨友柏带领游击队员，找到了一个国民党自卫队防守比较薄弱的地方，发起突袭，打开缺口，冲出了包围圈。队员们再没有一个人受伤, 安全地回到了陇西。

回到陇西后，游击队一面立即向陇右工委汇报蔺家湾筹款和郭化如牺牲的情况，一面组织力量搬取郭化如的遗体。当游击队员找到郭化如的遗体时, 遗体已被漳县自卫队拖出隐蔽地点，头颅也被割走了。游击队员只得把无头颅的遗体抬回陇西暂时安放，等找到头颅以后再行安葬。

中共陇右工委委员、军事部长 郭化如(1949年4月2日牺牲于桦林山战斗中)

陇右党组织为寻找郭化如的头颅，做了很多工作：杨友柏和毛得功通过在漳县盐井的熟人打探消息，没有结果。渭源莲峰党支部书记关正堂，装作货郎，前后三次前往漳县城，在做有关人员的工作的同时，亲自跑遍了漳县城附近所有可能埋人头颅的乱土坯坑，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没有找到郭化如同志的头颅，只好将郭化如同志暂时安葬。

原来，当游击队在桦林山突围后，漳县自卫队的刘羊生等人，在一个水洞里找到了郭化如的遗体，中队长梁凤鸣命令刘羊生等人将头颅割下，送回县城。先是将郭化如的头颅挂在城门上“示众”，后又拿到东门外打靶，最后被子弹打碎溅完了。因此，游击队始终没有找到郭化如的头。

1949年8月，漳县、陇西等地解放后，岷县地委、专署、军分区和陇西县党、政、军各界，隆重召开了“追悼郭化如同志大会”，会后将郭化如的灵柩送回武山县郭槐乡老家安葬。

在肃反运动中，漳县人民政府对杀害郭化如的凶手给予严惩。国民党漳县自卫队大队长李萱、中队长梁凤鸣等被处以死刑，其他参与进攻游击队的主要人员，也被分别判处了徒刑。

第九章   陇南党组织在漳县的活动

第一节    陇南工委在漳县建立的党组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地处甘肃省东南部的陇南地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比较大的地区之一，而且是中央西北局、甘陕川省工委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的重要地区之一。早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天水地区的旅京学生，就在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如葛霁云、吴鸿宾、岳跻三、王孝伯、张澄之和漳县的张雅韶等人。此后，他们有的回到了家乡，宣传马列主义，有的则在其它地方从事革命工作。1930年前后，王孝伯在天水县新阳一带搞过农民工作；曾由葛霁云介绍入党的聂少荣在天水、成县交界地区搞过农民暴动。1935年和1936年，不但有柴宗孔的红军游击队在岷县、漳县、陇西、西和、礼县、甘谷、武山一带活动，而且红军二十五军团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均经过了陇南地区，在这些地方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为陇 南地下党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38年以后，甘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罗云鹏派共产党员宋肃如回甘谷工作，陕西省委派八路军驻陕西办事处三原联络站站长董振国（董邦）来天水工作，吴治国和苏河在兰州由万良才、罗云鹏介绍入党后回徽县开展工作, 陆续在陇南各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并成立了陇南临时工委。在此期间，甘工委曾派了一批党的干部来陇南地区帮助工作，使陇南党组织有了初步发展。

1940年10月以后，尽管由于蒋介石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甘工委也在此前不久遭到破坏，甘肃形势日趋紧张，甘肃党的工作根据西北局的指示，转入隐蔽时期。但是沈遐熙，陈超群等仍分别在清水、秦安谨慎地开展革命工作，使这些地方党的活动有所发展。

1945年9月，中共甘肃工委重建。10月，西北局组织部派王廷杰、芦兰田来武山，与先期到达的苏刚一起开展活动，发展了几个党员。1946年3月甘工委在庆阳重建，同年7月和12月，甘工委在讨论甘肃工作时，均强调了陇南地区的重要性，指出应该在陇南地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并派了一批干部赴陇南地区开展工作，使陇南地区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各方面的努力，截止1948年，在陇南地区形成了以徽县为中心的徽（县）、成（县）、康（县）、两（当）、西（和）、礼（礼县桥头）片；以张家川为中心的清（水）、秦（安）、陇（陇县马鹿）、华（亭）片；以武山为中心的武（山）、漳（县）片；以天水、甘谷两城区及关子镇为中心的天（水）、甘（谷）、礼（礼县罗坝）片四个隐蔽的根据地。各片党员得到一定的发展, 开展了隐蔽的或半公开的斗争。

1948年底，为了加强党在陇南地区的工作，甘工委决定成立陇南地区工作委员会，从陇渭工委调高健君任书记，吴治国、沈遐熙、余恺、王廷杰任委员。在陇南工委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清水、两当、成县、武山等县工委。武山县工委王廷杰任书记，苏星、赵秉璧任委员。陇南工委决定壮大党的组织, 发展武装力量，加强城市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统战工作，促进了陇南地区党组织的大发展。

漳县的新寺镇与武山县的马力镇仅一河之隔，是漳县最大的集镇之一, 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1948年初，武山县马力镇共产党员赵秉璧、新寺镇共产党员包志烈介绍成建都入党，包志烈和成建都都在新寺、武当一带开展活动，发展了一批党员。于1948年11月成立了中共漳武边境区工委，1949 年4月改为中共漳武合区工委，赵秉璧任书记，包志烈、洪文友任委员（洪文友去世后补成建都）。陇南工委党组织在漳县新寺、武当一带建立了三个党支部，成建都、赵玺普、杨凤分别任书记，发展党员45人（其中女1人）。

 

第二节   陇南工委在漳县的主要活动

 

在陇南工委和武山县工委的统一领导下，漳县新寺一带的共产党员认真执行陇南工委布置的抗粮、抗款、抗兵、抗伕、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五条任务, 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教育了人民群众。

党组织把抗兵和破坏国民党的抓兵计划当作同国民党当局开展斗争的重要任务。1948年10月，新寺镇公所的镇丁抓了几名新兵，关在新寺镇公所。边境区工委决定夺回这几名新兵，破坏国民党当局的抓兵计划，并由成建都负责执行这一任务。成建都组织了王文、王思、白世贤等18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从高仰童（镇丁）处设法借了长、短枪各一支，联系任该镇副镇长的共产党员何儒章和同情共产党的镇丁张守敏（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打进新寺镇公所，放走了被押的5名新兵。在夺壮丁的过程中，新寺镇公所的十几名镇丁听到枪响后，都没命地逃跑了。这件事情发生后，轰动了新寺地区，得到了群众的赞扬。事后，国民党漳县县政府追查夺新兵的事件，风声很紧。成建都等人利用高仰童的母亲害怕三个儿子被抓兵的恐惧心理，从高母处得到50两重的银锭一个，送给国民党县政府官员，了结了此事。

为了抗兵，边境区工委还派成建都利用修建殪陇公路的机会，组织盐井、武当、新寺地区的200多名民工抗兵。这些修路的民工，大都是青年人，时时有被抓去当兵的危险。由于党组织在他们中间做了工作，他们团结一致, 各地保、甲长都害怕吃亏，不敢到这批民工中去抓兵。所以，这批修路的年轻人一个也没有被抓去。

1949年初，新寺镇粮库里存放着5200石粮食。党组织为了保证粮食不被敌人运走，开展了秘密护粮工作。边境区工委通过关系，将女共产党员成茹兰派进粮库，以做饭为名，暗中了解仓库内部的情况，同时又派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暗中保护仓库。解放后，这批粮食全部运到临洮、洮沙、岷县等地, 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军。

解放前夕，边界区工委准备组织武装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共产党员成建都曾利用岷县专员公署视察贾仰彪同漳县三青团干事长裴思泽相互“较量”的机会，做贾仰彪的工作，以达到利用贾裴之争夺自卫队的枪，发展武装力量的目的。因与贾没有谈判成功，加上其他原因，武装游击队未能发展起来。

第十章    漳县的解放和人民民主新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漳县人民迎接解放

1949年初，党的外围组织“西北人民民主同盟”的部分成员，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策动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同年2月间，“西盟”主席、共产党员康君实派盟员陆进贤、何梓军等前往临洮，策动驻临洮的国民党二四五师一个团起义。该团是康冠五（康君实之兄）旧部，康冠五曾因“共产党嫌疑”被撤换，因此引起了下级军官的不满，从而导致军心不稳，策动起义的条件较好。2月底，这支军队经陆进贤等做工作准备暴动，在该部的主要军官杨国卿、周建勋等的努力下，将部队拉往渭源锹峪一带,3月1日暴动。 暴动后，部队在古迹坪驻扎，其间何梓军完全按照解放区的一套要求办事，在驻地不骚扰群众。在群众面前拿的东西都打了借条，有的还给了现钱。遗憾的是他们事先做岷县保安团的工作时受了骗，当3月15日左右部队从古迹坪出杂寸沟后，在漳县三岔附近，遭保安团袭击，暴动失败，何梓军等人逃赴兰州。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当时还是有相当影响的。

何梓军回到兰州后，“西盟”决定让其再回漳、岷一带，继续从事策动国民党军队工作，开展武装斗争。

7月下旬，皋榆工委负责人派康君实前往陇南，做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或投降工作。康君实在临洮首先与陇右党负责人牙含章取得联系，陇右工委党组织派吴岳同康君实一起经渭源、陇西，然后至漳县，策动驻漳县的国民党甘肃师管区所属三个团起义。

驻在盐井镇的是国民党甘肃师管区补二团，该团团长李耀祖系武山县人, 与康君实熟悉，且二人关系甚好，其部下营长任琳是任谦之弟，共产党员。康君实给李耀祖做了很多工作，李虽不反对起义，但一度以等待周祥初司令的命令而拖延，共产党员任琳也作了努力。经过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李耀祖终于消除了思想顾虑，遂于8月11日宣布起义。

驻殪虎桥的是补一团，团长潘盈汉，团副蒲华是共产党员。当时由于蒲华的努力，做通了潘盈汉的工作，使该团于8月13日解放军到达殪虎桥前, 宣布起义。

驻三岔镇的补三团，团长任竞成是共产党员，本来起义不成问题，但是由于任竞成尚未明了补一团和补二团的情况，未敢贸然行事，先将部队拉入渭源莲峰山一带，然后伺机举行了起义。

国民党驻漳县的三个团起义后，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改编。此时，国民党漳县政府的顽固派已成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深知仅有100 来人的县自卫队，是不能抵挡解放大军的。加之，自卫队内部情况复杂，人心动荡，更不能依以自守。县长王阶平在无奈与绝望中，带着县政府的部分成员和自卫队离开县城南逃，前往贵清山一带，漳县县城遂成一座空城。人民解放军8月13日到达漳县时，未发一枪一弹，顺利地解放了漳县，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

 

第二节   漳县人民民主新政权的建立

一、老区干部随军西进到漳县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相继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全国大举进军，国民党节节败退，西北地区及全中国的解放在即。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准备西北及其他将要解放地区所需之大批干部，已成为我党十分迫切与重要的任务之一。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于 1948年2月26日和10月7日分别作出《关于准备与供给开展新区工作干部 的决定》和《关于准备1949年度新解放区所需干部的决议》，决定从陕甘宁边区机关和各分区抽调2000名（由于形势的飞速发展，实际抽调了3500名） 干部，派往新区工作，对抽调干部的基本要求是：“能担任区级以上工作并政治上无问题，思想意识较好”；“凡调集之干部：属区书记、区长以上者，均送西北党校集中训练；区级科长、助理员以下者，均送分区干校集中训练”；“凡调集西北党校及各分区干校准备派往新区之干部，必须加强进行新区政策、阶级立场、群众路线方面之教育”。

根据西北局的《决定》精神，3500名派往新区的干部于1948年到1949 年初先后进入中共中央西北党校和各分区干校学习培训，接受政治理论学习及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政策观点、阶级立场等方面的整顿。正规系统的培训，大大提高了西调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为开辟新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5月下旬，西北局决定抽调西北党校学员123人，延属地委干部训练班20多人，延安大学新三、新四两个班200人组成陇南工作队，由延安地委组织部部长王耀华等人带队，奔赴即将解放的甘肃天水地区工作。6月6 日，整装待发的陇南工作队在西北党校大礼堂召开动员大会。王耀华作了动员讲话，他在讲话中详细分析了全国及西北的形势,强调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行军纪律及注意事项等。会议最后宣布了编队名单，陇南工作队编为两个大队，西北党校、地干班学员编为第一大队，延安大学学生编为第二大队。各 大队又编了中队。王耀华、赵毓文分别任工作队正、副队长。组织编队确定后，各中队召开了座谈会，队员们互相作了自我介绍，中队负责人进一步强调了纪律及要求。动员大会后,进行了行前短暂而紧张的准备工作。

1949年6月8日晨8时许，陇南工作队337人，肩负着党和老区人民的重托，怀着胜利的激情，在冉冉升起的旭日中，告别了亲人和家乡，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进征程。

从延安到漳县，行程1000多公里，历时72天，迢迢千里征途，不但有千山万水阻隔，还经常会遇到敌机的疯狂轰炸扫射和敌人所埋设地雷的严重威胁。但西进干部以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为榜样，不怕艰苦,不怕牺牲，顶烈日酷暑，冒暴风骤雨，忍饥挨饿，风餐露宿，艰苦行军。一路上，他们积极配合解放军宣传政策，组织民工，打扫战场，检查军纪，时时体现出老区干部的革命本色和风范。

西进途中，进行了两次较长时间的休整。第一次是6月15日至28日，由于胡宗南、马步芳集团趁我军西进之机，对西安进行反扑，西进干部被迫在铜川休整。休整期间，他们系统地学习了党的民族统战、民族工商业等一系列有关新区工作的政策，联系各自的思想实际进行了讨论，检查总结了行军中的生活纪律，对干部作了初步分配。第二次是7月1日到西安后又进行了 21天的休整。此期间，从山西老区调甘肃工作的干部也到达西安，因此, 西北局对赴甘肃新区工作的干部重新进行了调整和改编。山西来的干部编为第一、二、三、四大队，陇南工作队编为第五大队，改为岷县大队。岷县大队将全队250余名干部按岷县专区所辖岷县、陇西、漳县、渭源、会川、临潭、卓尼7个县及地区机关编为8个中队，配备了地区及各县的领导班子。王耀华、赵毓文分别任岷县大队正副队长。漳县中队由葭县县委书记高增汉和吴堡县民政科长李选益带领，全中队共有干部22人。

7月23日,经过21天休整的岷县大队从西安出发，又开始了西进征程。7月2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甘肃干部配备及行政区划的决定》，任命王耀华为中共岷县地委书记，刘仁达为岷县分区专员、赵毓文为副专员。随后，各县县委书记、县长的人选也被确定，高增汉任中共漳县县委书记，李选益任漳县人民政府县长。8月7日，在陇县参加了第一野战军的军事动员会议，冒雨聆听了彭德怀司令员所作的报告。彭总在分析了甘肃目前的政治军事形势后，强调西调干部要加速前进，做好新区的接管工作，树立长期在甘肃工作的思想，10年、20年地干下去，建设好甘肃。彭总的报告使西进干部倍受鼓舞，他们决心牢记彭总的教诲，尽快奔赴新的岗位, 为甘肃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8月15 日,岷县大队全体西调干部胜利到达陇西。鉴于当时岷县还未解放，陇西便成了岷县分区党政机关的临时驻地，王耀华等分区领导暂住陇西办公，派往其它各县的干部也暂住陇西。漳县中队的西调干部也在陇西暂住。

解放后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高增汉

二、中共漳县委员会和漳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8月17日，由陕甘宁边区抽调到漳县工作的高增汉、李选益、薛聚洲、黄文元、蒲耀祥、宋治辉、马悦俊、张文敬、王林、王琪、胡武峥、杨逢春、马文斌、宋兴中、高超群、周希泰、冯生英、景遂仁、李凤翔、许文祥、牙英华、董生福等22名西进干部，到达漳县。到漳县后，他们不顾两个多月艰苦行军的疲劳，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漳县委员会和漳县人民政府，确定了县委、县政府工作机构及领导人。县委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高守仁任秘书室秘书，范怀银任组织部长，蒲耀祥任宣传部长。县政府设秘书室、 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和公安局、法院、邮电局等。王琪任秘书室秘书（ 1950年任职），黄文元任民政科长，宋治辉任财政科长，赵玺普任建设科长，张雅韶任教育科长（未到职），薛聚洲任公安局长，李选益兼任县法院院长，张恩惠代理邮电局长。同时，成立了漳县县大队和陇南盐务局漳县场务所，张文敬任县大队队长，贾承业任县大队政委，郭有道任陇南盐务局漳县场务所主任。8月18 日,中共漳县委员会和漳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高增汉任中共漳县县委书记，李选益任漳县人民政府县长。中共漳县县委的成立，使漳县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县委、县政府成立后，随即开展了接收旧政权，整顿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动员群众支前等工作。

解放后漳县第一任县长 李选益

三、建立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

中共漳县县委成立后，于1949年9月9日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建立基层新政权的问题。决定将解放前的6个乡重新设置为五个区28个乡：一区盐井区，区委书记高文英，区长董生福，下辖盐井乡（乡长曾俊山）、北南乡（乡长赵维瑞）、城关乡（乡长汪结瑞）、碧峰乡（乡长刘元珍）、石泉乡（乡长赵世俊）、四坪乡（乡长王绪文）、东明乡（乡长朱焕章）、汪家河乡（乡长柴廷俊）8个乡。二区新寺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马悦俊，副区长赵鸿儒，下辖河东乡（乡长赵珍）、河西乡（乡长张占林）、八龙乡（乡长杨生荣）、桦林乡（乡长高俊吉）、韩川乡（乡长骆世成）、将干乡（乡长王遇忠，1951年5月任职）6个乡。三区贵清区，区委书记兼区长许文祥，下辖马莲滩乡（乡长王信龙）、小石门乡（乡长李明俊）、牙里乡（乡长刘伯虎）、菜子川乡（乡长赵文奎）、草地下乡（乡长王承明）5个乡。四区朝阳区，区委书记冯生英，区长牙英华，下辖马泉乡（乡长骆俊堂）、五台乡（乡长李松如）、远门乡（乡长景克明）、浪石乡（乡长邹鸿吉）、紫石乡（乡长包宪章）5个乡。五区三岔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李凤翔，副区长丁永清, 下辖三岔乡（乡长白如冰）、烟波乡（乡长阎福荣）、红崖乡（乡长曹忠孝, 1950年5月任职）、南坪乡（乡长曹忠孝）4个乡。各区还配备了文书、保安助理员及组织科长、宣传科长等干部。各乡也配备了副乡长、文书等干部。1950年3月以后，县委陆续为各区配备了副书记。1953年5月，各乡都成立了中共党支部，配备了党支部书记。

同月，中共会川县委在殪虎桥、金钟、大草滩（当时属会川县管辖）区域内设立了石关区和漳源区2个区8个乡：石关区区委书记闵志仁，区长袁福亭，副区长漆灌如，下辖铺里乡（乡长何耀武）、石关乡（乡长漆建昌）、殪虎桥乡（乡长胡四海）、竹林沟乡（乡长窦仰山）4个乡。漳源区区委书记张宗有，区长孙杰，副区长侯建基，下辖酒店乡（乡长李继武）、大草滩乡（乡长薛鸿昌）、挖度乡（乡长李发秀）、寨子川乡（乡长侯廷杰）4个乡。1953年6月，中共会川县委在上述8个乡成立了党支部，配备了书记。

在县、区、乡政权组织建立后，中共漳县县委于1949年9月20日召开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区划调整及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对全县行政区域作了又一次调整，并确定了广泛建立共产党支部，大胆选拔配备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工作方针。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工作，县、区、乡、村政权组织、党的组织及其它群众组织逐步健全，保甲制度彻底废除。到1950年春，全县除县、区、乡三级政权组织外，建立了 94个行政村，380个自然村的新政权；建立了县农会1个、区农会5个、乡农会28个、小组517个, 发展会员5053人，占全县人口的9.3%；建立区工委5个、党支部21个、党小组17个，发展党员414人；建立团总支和分支部8个、团小组12个，发展团员247人；建立妇委会9个。还建立了100多人的人民武装大队，50多人的县警卫队。全县有1所中学，50所小学；有1所县医院，5所区卫生院。全县各级各类脱产干部299人，除老区来的22人外，多数是经过地委干校培训和各项工作中锻炼的积极分子。

四、漳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鉴于刚刚解放的特殊情况，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关于“地方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参与地方政府的议政工作”的有关规定，1949年11月3日，中共漳县县委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在研究剿匪、反霸、肃特以及建党、建政、干部团结、组建农会、支前等工作的同时，专题研究了选举人民代表，召开漳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成立了以县委书记高增汉为主任、县长李选益为副主任的“漳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具体事宜。经过充分准备，漳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于1949年11月25日至27日在县政府礼堂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各界人民代表共74人。会上，县长李选益作了《三个月来的工作报告》，岷县分区副专员赵毓文到会并介绍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当前任务。会议经过民主协商选 举高增汉、李选益、贾承业、何一鸣、高仲喜、许殿元、杜正海、李巧云、李淑兰9人为漳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高增汉为主任、李选益为副主任。漳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革命热情，充分体现了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管理国家政权的权利，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被彻底摧毁和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

红四方面军漳陇阵地战泰山庙碉堡遗址

漳县人民民主新政权建立后，进行了宣传党的政策、加强党的建设、恢复农业生产、救济贫苦群众、解除反动武装、稳定社会秩序以及支前拥军、建立农会、剿匪肃特、减租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大改造”等一系列巩固新生革命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为漳县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础。从此，漳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漳县历史》（第一卷）

 

编撰委员会

 

主  任    党建中  市政协副主席、县委书记

 

副主任    刘  静  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汪永刚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  华  县政协主席

 

雷立新  县委副书记

 

委  员    黎  辉  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

 

杨旭晖  县委常委、县人武部部长

 

王永成  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

 

苟睿斌  县委办公室主任

 

成小和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

 

杨彦平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汪金贵  县政协办公室主任

 

马永青  县财政局局长

 

韩文君  县委党校副校长

 

包宏祥  县档案馆馆长

 

李满生  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任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漳县历史》（第一卷）

 

编辑组

 

 

主    编    李满生

 

执行主编    成作贵

 

编    辑    周晓艳  李相保  李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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